再论语言和谐_从语言和谐所面临的几个关系谈起

时间:2020-03-03  栏目:百科知识  

再论语言和谐_从语言和谐所面临的几个关系谈起_语言和谐论集

冯广艺

[摘 要]文章从语言和谐所面临的几个关系入手,探讨语言和谐的外部条件。笔者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强调以人为本,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做到人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做在和谐社会里使用和谐语言的人;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上,强调人与语言的共生互动;在语言与社会、民族的关系上,注重语言和谐在社会、民族进步中的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认为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是和谐语言生长的土壤;在语言与语言的关系上,反对语言不平等,要求处理好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主张语言与语言和谐相处。

[关键词]语言和谐;关系;互动;平等

和谐是天地万物形成良好相互关系的基本标志。《易经·系辞上》说:“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即是鸟兽等动物与大自然相和谐的一种表现,于培杰先生在《论艺术形式美》中指出:“一般地说,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其内容与形式天然地协调一致。虎豹的凶猛与它们的巨体和利齿相统一,鹿马的善奔与它们轻捷的四肢相和谐。一旦某个物种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背离,那么,造物主或者迫使它改变自己的机体机构以顺应环境,或者干脆淘汰它。恐龙早已被淘汰了,鸵鸟则因失去了飞翔的内容而退休了翅膀,即改变了自己的外在形式,以适应行走的生活内容。”[1]这里虽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角度谈客观事物的和谐问题,但它对我们探讨语言和谐的外部条件是有借鉴意义的。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和民族、人与人、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总是在不断地通过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来达到与自然相和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是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成长的。娄成武、王潜在《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一文中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对生态的认识经历了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和谐的曲折过程。这期间,哲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战一直没有休止过。‘人类中心论’对立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主导、支配作用,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人类提供物质的源泉,离开了人一切自然物就无‘价值’可言,从而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自然中心论’毫无区别地将人与自然等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自然的地位和权利,认为人类只能顺应自然,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科学发展观注意区别人与自然的不同,既充分考虑到人的利益和创造性,又考虑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光明日报》,2006年1月22日,第7版)

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一直是历代学者十分重视的哲学命题,季羡林先生说: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深知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改造。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和改造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不能适应和改造阶段、被动适应和改造阶段、一般适应和改造阶段、主动适应和改造阶段(也叫科学知识和改造阶段),四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同,人与自然所形成的和谐程序也不同。

(1)不能适应和改造阶段。这主要是指人类形成之初的情形,这一时期的人,刚刚从类人猿进化而来,智商低下,思维能力和劳动能力极差。一方面,对大自然的恩赐坐享其成;另一方面,对大自然的灾害束手无策,衣不遮羞,食不果腹,天火不知扑灭,洪水不知逃避,物不知存,病不知医,一切都处在大自然的掌控之中。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人和自然是极不和谐的。在语言使用上,人类可能只会一些简短的对话。

(2)被动适应和改造阶段。这一阶段人类懂得了一些适应大自然的知识,如钻木取火,用火将生的野兽的肉烤熟,用火取暖。人类还用石头等制造出简单的工具,天冷了,知道用兽皮或树叶等裹身;天热了,懂得纳凉,也懂得用水解暑,等等。但由于当时生产十分落后,人类仍然受大自然的制约,对大自然的适应仍然是被动的,还没有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在语言使用上,只会口耳相传,还没创造文字。

(3)一般适应和改造阶段。这一阶段,人类具备了一定的智力,主要表现在能够制造生产工具,懂得了集体劳动的重要性,懂得了耕作和种植,有了一些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能够根据四季的气温变化着衣,在语言使用上,交际能力逐步增强,创造了文字,会用文字记录语言,等等。

(4)主动适应和改造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人类能够主动地适应和改造大自然,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发展迅速,人们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非常发达,能够预防和战胜一般自然灾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语言使用上人们不仅能够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还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际,不仅可以帮助没有文字的语言创造文字,还可以实行文字改革,推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从以上四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不同阶段人们的处境是不同的,人与自然所形成的和谐关系的程序是不同的,使用语言的情况也是不同的。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不论在什么社会里,人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人的创造性劳动,离不开人的团结协作和竞争拼搏,离不开人对客观世界的和主观世界的有效改造。另一方面,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他必须适应社会,适应环境,和社会中的其他人建立和谐友善的关系,共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贡献。两百多年前,德国学者J.G.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说:“我们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人。……我们的社会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能力和活动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使得人人有所不同。这样,社会或许要求一个人只拥有理性,以解答代数问题,而要求另一个人只需有刚毅、能力和拳头就够了。后一个人对社会的用处在于,他虽非天才,但很勤勉;前一个的用处则在于,他只在一个方面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是。每一只飞轮都必须有确定的位置,所有的飞轮必须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一台完整的机器。”[4]赫尔德谈到了不同的人对社会的不同作用,谈到了人们在社会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关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社会中共同发展。同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同步发展的关系,即人的发展和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致的,低级社会里的人的综合素质是低的,高级社会里人的综合素质是高的,只有和谐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也只有在和谐的社会里才能形成和谐的语言。

不同社会的不同性质、特征、条件、环境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仅从社会的安定与不安定这一点而言,处于安定祥和环境中的人和处于战争或动乱中的人无论是在衣食住行方面,还是在语言运用方面,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例如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人民生命没有安全,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社会极不和谐,哪里谈得上语言和谐呢!从我国的历史看,社会稳定的时候,经济发展就快,人们的生活就富裕,社会就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人们的语言交际自然会在和谐之中进行。十年动乱时期的情形和改革开放20多年的面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语言与人的关系

陈原先生认为语言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现象”,他在《语言与人》一书的序中说:“不能设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际或通讯)可以离开语言,即使人与机器(计算机)之间的沟通(交际或通讯)——按照现今科学发展的水平来论断——也没有离开语言(自然语言或计算机语言);同时,也不能设想语言能脱离人间而存在,因为(按照现今科学发展的水平论断)——还没有在以外的生物圈中发现语言,这里所谓‘语言’是现今人们共同认识的那种有声和表意的符号系列。正因为这样,甚至可以说,语言和人是一种共生现象;语言和人共生,比之人机共生现象似乎更能被人接受。”[5]语言离不开人、人离不开语言,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只有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才能作为人而存在,也决定了语言只可能在人间存在,在除人之外的生物圈中是没有语言存在的。正如法国学者海然热在《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中所言:“在漫长的岁月里,互动性质的营造过程把作为表义系统的语言跟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人类在愈来愈清晰地勾画出自身面目的同时,也一直在不断地完善语言。”[6]正因为语言和人有这种共生互动的关系,所以人类更应该珍惜自己的语言,把语言构建得更加优美,更加和谐,享受语言给人类带来的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便利和快感。

每一个正常的人从小就会讲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他的母语。一般来说,一个人所操的母语是与生俱来的,别无选择。但人们使用语言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人与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绝非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首先,人可以通过后天的语言习得,学会除自己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一种、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这在当今社会里已不足为奇。这样人与语言的关系就打破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其次,人们使用某种语言,还有一个主观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即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有什么样的语言态度就有什么样的语言选择,有什么样的语言选择就会有形成什么样的人与语言的关系。所以,人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在后天语言习得中形成什么样的人与语言的关系)是由人主观感情因素所决定的,决不能强迫。过去,日本侵占中国台湾50年,强迫中国人不说汉语,改说日语,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但日本的企图没有得逞。再次,人与语言的关系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中国的小孩,虽然他的母语是汉语,但他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学习、成长,他在一个完全是英语的环境里长大,他必然会跟英语形成一定的关系,不然,他无法在美国待下去。

四、语言与社会、民族的关系

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共变”关系,美国学者布赖特(W.Bright)在他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中提出了“共变”论(Covariance),即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共同发生变化。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美国学者邓斯和平森在他们合著的《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中说:“人类社会主要依赖于其成员之间思想的自由交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发现了言语是最方便的交际手段。言语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通过频繁使用而发展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交流思想甚至是交流我们最复杂的思想的手段。它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生活环境。言语的这种适应性,就表现在尽管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千百万人,各具不同的嗓音,不同的说话习惯,乃至不同的方言与口音,但是言语的交际功能并不因此而受影响。同时,这种普遍适应性还表现在它有惊人的抗嗓音、抗畸变和抗干扰能力。”[7]我们认为,语言要适应社会,与社会形成和谐一致的关系,把握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决定了语言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决定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语言的发展与进步来支撑,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语言来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和谐社会与和谐语言的关系。语言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之一。反过来说,社会和谐是语言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和谐也就没有语言和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曾在《和谐社会与和谐语言建构》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和谐社会是和谐语言建构的社会环境”“和谐语言建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8]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也是研究语言和谐时值得注意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可以说语言是民族的凝聚物,戴庆厦先生指出:“一般说来,语言和民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上看,语言和民族各有自己的特征和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承担人们互相交际、交流思想的任务,它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组成的,与人类的思维有密切的联系。而民族则是人类的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它在语言、居住区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内部诸要素的变化上,而民族的发展主要反映在民族特征的变化上。民族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语言要晚。”[9]语言可以反映民族的面貌,体现民族的特点,它“既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又是民族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工具”。一个民族可以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语言和民族不是严格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语言和谐的实质也是有好处的。

五、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首领与一般成员的关系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封建社会里封建帝王与普通臣民的关系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里语言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不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地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通过和谐的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人与人之间形成平等互助的关系是和谐语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构建和谐语言的肥沃土壤。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直接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平民出身的刘邦,当上了皇帝之后,改变了他的一切,以至他发迹之前的难兄难弟(当年是平等的关系)想看看他,跟他说上几句玩笑话,都会让他大发雷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人的权势、地位、身份、财产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六、语言与语言的关系

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包括: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关系,同一国家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多语国家或多语地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等。首先看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关系。世界的语言有好几千种,它们分属若干个语系,分布于世界各大洲。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用同一种语言,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使用英语,但更多的国家是独立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的,如中国使用汉语,韩国使用韩语,日本使用日语,俄罗斯使用俄语等。这种现象给不同国家的语言交际带来的问题是:必须争取本国语言与他国语言处于同一地位,即语言上的平等,必须争取语言交际的畅达,不存在任何障碍,必须争取语言交际始终处于和谐友善的氛围之中,保证语言交际任务的顺利完成。不同国家之间如果没有正确地处理语言关系,即没有做到语言和谐,就会带来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即社会的不和谐。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了不少国家和地区,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强行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外,还在语言上采取不平等政策,强令被侵占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学习和使用日语。事实上,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是一种自觉行为,有十分深厚的感情成分,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强行让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国语或母语,接受和运用另一种语言绝对达不到目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六个民族使用100多种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新的语言政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一视同仁,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创制文字,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鼓励不同民族的人们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不同的民族语言在共同的国家里处于平等的地位。正因为语言与语言之间有了这种平等和谐的关系,才使得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和睦相处,从而给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在多语国家和多语地区,更应该处理好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首先,从语言政策上要实行“多语制”,即多种语言都是政府规定的官方语言或流通语言,不存在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的现象。如新加坡是一个多语国家,政府实行的是“多语制”,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具有平等的地位。其次在语言选择上,允许人们在不同的语境里有选择不同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人们运用不同的语言完全取决于交际的需要,即根据交际对象、交际场合、交际内容等的不同而运用不同的语言。我国澳门是一个多语地区,英语、华语、葡语均是流通语言,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自由地选择运用。再次,在语言态度上,多语国家或多语地区,人们平等地看待不同的语言,对不同的语言一视同仁,没有种族和肤色的歧视,也没有国家和语言的歧视,如果存在这些方面的歧视,政府将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态度决定人们的语言选择,语言选择反映人们的语言态度。

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就是语言接触。语言接触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它会引起语言在很多方面的微妙变化,如所谓“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变化等,周磊先生在《汉语和非汉语亲属语言接触研究》一文里对语言接触中所谓“强势语言”因具体交际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说:以新疆地区为背景,在叙述语言接触时,我们把语言接触中的说汉语的汉族一方定义为“汉语人”,把说维吾尔语的维吾尔族一方定义为“维语人”。语言接触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双方互为说话者和听说者。在这种语言接触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维语人”在某一地区占绝大多数,维吾尔语是强势语言,“汉语人”在这种环境里要努力使用受自己母语汉语影响的维吾尔语和对方(“维语人”)交谈,“维语人”也会迎合“汉语人”的不完备的维吾尔语的语言能力,使交际双方能够完成交际任务。如在新疆的和田地区,这里的维吾尔人占人口总数的95%左右,在这种交际环境中对方所使用交际语言是维吾尔语。另一种情况是在有的地区,“汉语人”占大多数,汉语是强势语言,“维语人”在语言上向“汉语人”靠拢,“维语人”在这种环境里是要努力使用受母语维吾尔语影响的汉语和对方(“汉语人”)交谈。“汉语人”也同样会为了完成交际的需要去迎合“维语人”的带有大量维吾尔语痕迹的汉语的语言能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语言交际的任务。

以上我们简要地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人的关系、语言与社会、民族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语言和谐的外部条件是由这些关系构成的,要做到语言和谐,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

参考文献:

[1]于培杰.论艺术形式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季羡林.朗润琐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4]〔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第2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法〕海然热.语言人[M].北京:三联书店,1999.

[7]〔美〕布赖特.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冯广艺,张春泉.和谐社会与和谐语言建构[J].湖北社会科学,2006(4).

[9]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