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近受众的思考_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九

时间:2020-04-25  栏目:百科知识  

关于贴近受众的思考_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九_播音主持艺术论

关于贴近受众的思考[1]——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九

在广播电视的改革中,对受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提出了“贴近受众”的口号。这无疑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口号不应作为放弃传播责任和诠释媚俗主张的挡箭牌。

接受美学提出重视接受者,把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加以强化,这是正确的,但其弊端往往造成创作主体意识的淡化,这就未免有些偏颇了。 “贴近受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们的广播电视,一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含义,通常表述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并不影响功能的拓宽、形式的多样,在我们的广播电视传统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受众,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总是处处、时时想着受众,一心一意为着受众,并虚心倾听受众的要求和意见,把它当成改进传播工作的重要依据。

不过,广播电视工作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是一种强大的舆论引导,而不是当受众的尾巴,唯命是听,认为受众是什么“上帝”。 “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应该成为传播的指导方针。

有人认为,受众应该是中心,那么传者呢?是边缘么?是附属么?还是什么别的?如果传者也是中心,是不是会陷入二元论呢?其实,传者是传播主体,受众是接受主体或传播对象,这种表述是周延的,何必在“中心”上苦做文章呢!看起来,传播主体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而不远离、不高倨,提出“贴近受众”是有利于传受沟通、传受互动的。

贴近受众,是强化传播责任意识的口号,不应以此为由,把受众的复杂群体归结为单一层次的集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起点。

我们的受众,即广大的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东西南北,男女老幼,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差异极多,甚至有各种情绪和心地的区别。面对这“芸芸众生”,传播者只有一条路:千方百计提高其文明程度、文化水平、道德操守、生存质量,引导其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低层级起步,走向较高的理想境界和较好的生活状态。

这里可以明确地说,不要一提起“受众”就认为都是自觉的公民、睿智的学人。因此,贴近受众,目的是“提升”而绝非“低就”。目前的情况却是令人困惑:把贴近受众认作迎合低俗,排斥高雅,抹平艺术,以怪异为思想解放的表征,以刺激为世人追求的目的,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台上台下急急风。这不是什么“贴近”,完全是邀欢买笑,的确是商品狂欢,应该是掀翻这饮鸩止渴的筵席的时候了。(www.benninghoven.com.cn)

当我们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在座山雕面前说出“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的时候,不会有人责问:共产党人怎么能说土匪黑话?因为,只有说黑话,才有可能打进去完成捣匪巢的任务。

我们的广播电视,在有声语言上,理应起规范的表率作用,自不待言。那种非规范、反规范、抵制规范、冲击规范的言行,竟然利用起“贴近受众”的口号,为自己不规范的语言穿金戴银。恐怕抓到的这根稻草是掩不住其中的败絮的。

规范的语言,是受众最希望听到的语言,只有语言规范,才能真正贴近受众。不规范的语言,贴近的是不规范的同道,还会得到几声喝彩。

不规范的语言,即使是几个语音问题,几句语法问题,也应是严肃的、郑重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所不取的;偶然的错误,也会自己感到内疚,决心“下不为例”。

语言规范化,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操守,而不是细枝末节、可有可无。语言不规范,是不合格的上岗者,如果不思进取,可以另谋高就,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贴近受众”呢?我们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都去如此贴近受众,那么提倡推广普通话的宪法、文件、规定,不就是一纸空文了么?

语言不规范,有各种情况,用以“贴近受众”,“贴近”的是哪样的受众呢?用广州方言,只能贴近广州话群体,连广州全体市民都贴近不了:“比较”非念成“比脚”,“结束”非念成“结素”。如果“贴近”了小学生,小学生就会去质问教师,认为教学有误,那就贴近不了教师,这种“贴近”,是不是误人子弟呢?

读错了音,说错了话,就老老实实承认,最好是认认真真改正,这才是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人起码的要求。明明有错,拒不承认,反而振振有词地用“贴近受众”强词夺理,那不是欲盖弥彰么?不但掩饰不了错误,反而连什么是“贴近受众”都被明眼人看出了浅薄的误读,这真是一种悲哀。

真心实意地去贴近受众吧!在贴近中去悉心体会到底怎样规范自己的言行,才能产生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包括名人。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