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文人育子弟施严教_小德张的故事

时间:2019-08-25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尊文人育子弟施严教_小德张的故事

由于祖父的传统观念极浓,封建保守意识根深蒂固,他立嗣仅局限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维定式上,将我的父亲紧紧地拴在自己的身旁,顶门立户,外出随伴,定期奔走于津京两地收取房租股息、采买日常生活用品、接待亲朋故旧等,在一亩三分地里转悠。父亲唯唯诺诺,祖父既不准他外出谋事,更没有让他上洋学堂,更提不上培养出国留学,经风雨见世面,去摔打一番。其实我父亲有一个最大特点: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凡是他耳闻目睹和经手之事,若干年后都能记忆犹新,陈述翔实,少有遗漏。

祖父自年少因贫穷受富家子弟奚落,血气方刚。自净其身后,在宫内以南府戏班为阶梯,升至慈禧太后身旁,成为红极一时的上层太监。慈禧太后的性格乖戾、唯我独尊,她肆意杖刑太监等行径,对祖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自己学戏成长是一鞭子一鞭子打出来的经验,再施教于南府戏班,从好几百人“打”出了许多唱戏人才和有出息的太监,所以当祖父退居津门做寓公时,经常以曾国藩家书中:“有子弟不求进取者,辄鞭挞以处之”和“疼加于身,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词句作为口头禅来教育我们这些第二、三代。然而对于我的父亲却例外,因父亲是过继到祖父的名下,顶门立户,延续香火的,所以从他年幼到病故,祖父没有碰过他一根指头。

祖父对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既崇拜且尊敬,将他们待为上宾。他一生主要与两位清末榜上有名的举人过从甚密,视为张府的座上客。一位是曾任宣化知府的文学士李兆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两宫西逃,李兆珍因迎驾有功,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而被重用,随即与祖父成为换帖好友。到了民国时李兆珍曾久居我家,他80岁时还能写蝇头小楷寿屏。他于1939年去世。另一位是戊戌末一科的山东举人周兴南,字召亭,民国韩复榘主鲁时曾任教育厅督学,由马福祥推荐到我家,特聘为西宾专馆老师。周老师擅作八股文章,又是山东省著名的书法家,精书真草隶篆,曾写过正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部,供在我家中佛堂。祖父存有《三希堂法帖》一整套,周老师要求祖父允其临帖仿《三希堂法帖》,三个月内收笔后装订成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足见周老师书法之功力。祖父热爱古书古画,几乎每日与周老师研讨。周老师很钦佩祖父的好学精神和见多识广。我们年少时在周老师执教的专馆中学习两年,学做八股文章,习书法读诗书,受益匪浅。

我父亲的生母是黄氏,大祖父以后又娶一女范氏为侧室(人称新大太太),生子叫书元,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1919年祖父、大祖父及他们的生母唐氏老太太,举家住在英租界烟台道一所小洋楼里(英国马号),祖父请来专馆老师教侄子书元。从此开始直到我们进入学龄,无论是习文练武,还是日常生活琐事,祖父一方面严督侄子,另一方面又越过我父亲直面孙子施以家教。每当专馆老师放学,要求我们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写毛笔字,祖父定时在晚饭后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背书要求滚瓜烂熟,吐字清楚,写毛笔字必须工整、规范,讲体讲流派。谁要是不符合祖父的要求,就令趴在地上,以教徒弟方式用竹竿子打屁股。我的二叔书元时常挨打,听到祖父咳嗽声他都吓得浑身哆嗦,屁滚尿流。一次我正在练习写毛笔字,写累了笔杆稍微歪斜,被祖父发现,就从后面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只讲一句话:“你写字时,笔怎么斜了?”有一次祖父让我的兄长背诵一句俗语:“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耷拉鬃。”兄长在祖父的威严目光下,心里害怕,竟然错背成:“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蹄子肥。”祖父大怒说:“你真笨,就这么一句话都记不住?”为此专馆老师周召亭先生就向祖父不满地提出:“既然请我教书,您就别插手,打在学生屁股上就是打在老师脸上,每天晚上您都打他们,是我教得不好怎么着?”祖父回答说:“我是恨铁不成钢,是帮助老师让他们念好书。”周老师不服气地说:“还是我教得不好,教得好学生还能挨打吗?把孩子屁股都打伤了,第二天还怎么能坐着念书呢?”双方话不投机,祖父仍旧我行我素,到了年底,周老师辞馆返回山东原籍。(www.guayunfan.com)

1929年初,我与长兄被祖父送进入“洋学堂”——天津公学。该学校是英租界纳税人公会华董事创办的六年制小学校,地址坐落在现和平区新华路新华体育场对过(今公安医院),该校即今耀华中学的前身。招收对象多数是在英租界居住的大宅门子女或是官僚买办的后代。在我们入学后不久,英租界内连续发生两起大资本家子弟遭绑架事件,一是大买办梁炎卿之子,一是大买办祝宗龄之子。接着又传来怡和斗店经理梁惠吾被绑架后被撕票的消息。恶性案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天津市民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人人自危,这也使祖父忐忑不安,唯恐我们遭遇不测,于是断然决定让我们兄弟俩退学在家闭门读书习字。至此,我们兄弟失去在“洋学堂”受新式教育和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回忆我在6岁时于重庆道初入私塾始,至11岁由“洋学堂”因故辍学到18岁成年,祖父为我们(女孩除外,因祖父重男轻女,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律不准读书)先后共聘请过五位汉文老师,第一位名叫郭茂亭(在重庆道),第二位名叫李涤芝(在重庆道),第三位叫周召亭(在郑州道),第四位叫李建亭(在郑州道),最后一位先生名叫杨贤林。杨是清朝秀才出身,在冯玉祥西北军石友三、张化南部手下当过参谋。此人精通老八股、骈体文,又系静海县乡党,祖父非常器重他。我们兄弟在杨老师辛勤的辅导下,学到许多宝贵的古文学知识。1942年杨先生接教我的三弟,1945年日本降服后他告老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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