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刺讥砭,诗见人志_“三孔”的济世人生

时间:2019-08-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 次

怨刺讥砭,诗见人志_“三孔”的济世人生

“三孔”兄弟作为孔子的后裔,怀揣着对先圣的那份崇敬,秉承先圣孔子的诗学思想,从不同角度感悟、阐释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努力地奉行传统儒家文学观念。

孔文仲在立足《诗经》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的怨刺功能。他的《次钱穆父新凉可喜》一诗,首句“霜飙结新寒,草木起余怨”运用拟人手法,赋予草木以生命,表现它们遭受打击之后的不满之情,为全文奠定了“怨”的感情基调,引譬连类,其实这是诗人自己的愤懑和悲伤心情(因上书神宗皇帝,陈述自己对变法的不同见解而不被采纳)。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一蹶不振,他想“追随双鸿鹄,摆脱旧笼圈”,所以诗人“常恐计不就,更以诗屡劝”,用诗歌来讽劝皇帝,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而“江湖秋水高,白尺风帆健”。可见,文仲不仅注重诗歌的怨刺功能,更推崇诗歌的政治作用——“远之事君”,而这种对诗歌功能的标榜,恰与孔子的诗学思想息息相通。

孔武仲则直接从理论上肯定了诗歌的怨刺讥砭功能。其《张子厚睦州唱和集序》云:“夫诗之用于世久矣。其言隐约,而出入于风谕比兴之间,使人可以喜,可以愠。三代之际,会同燕享,必赋诗以见其志,所以察臧否,省祸福。为国者,又以此占治乱,知兴亡,至于怨伤讥刺,道人情之所难言,而莫以为忌。后世风俗寝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是有因诗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刘梦得弃置累年,白乐天谤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语,朋友相戒,曰:‘诗不利于身,不可为也。’”

武仲首先肯定了《诗经》以来的美刺比兴传统,诗不仅可以赋咏以见志,还可以使治理国家的人将此用于治乱兴衰,故怨刺之诗是被人接受的。但后世之人见刺则怒,闻美则喜,文网日密,猜忌日甚,故有了唐代白居易刘禹锡因诗歌获谴的例子。武仲此文作于元丰六年,所谓“父子相语”“朋友相戒”云云,言下之意,正是有感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而发。诗案之后,在苏门人士不敢轻言诗歌批判现实功能的情况下,武仲能够明确坚持这一理论观点,很是难能可贵。但“乌台诗案”确实使相当多的士大夫产生了全身避祸的心理,而且也导致了他们对诗歌讽谏功能的失望和重新审视。黄庭坚《答洪驹文书》:“东城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文集》卷十九)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于是,宋人对诗歌“诗可以怨”“不平则鸣”的功能做了某种弱化的处理,使极端的情绪受到理性的控制和人生智能的调节。这既体现了宋人对诗歌本身看法的变化,更是宋人人生认识的反映,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获得安然自适的生活和心境。因此武仲转而又云:“如子厚与诸君之作,优游乐易,摹写风物,自为嬉好,人亦知其不与世竞,读其言者,虽在朝市,而超然有泛江海入山林之心。”武仲此言中的那种无奈之情很是明显,而还是不能忽视武仲前述诗之怨刺的观点。(www.guayunfan.com)

孔平仲对于先圣的诗学思想的认识,则有所生发,提出“诗见人志,赋亦可见焉”,并举例说:“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平仲认为:通过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可见其统一天下之志。所以说“赋亦可见志。”此种观点虽然不在孔子的诗学观念范畴内,但平仲对《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这种生发,与先圣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实为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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