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士慧能_西域佛性安立于东方德行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2019-06-23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17 次

禅士慧能_西域佛性安立于东方德行_中国士人的故事

禅士,泛指修持佛学、皈依佛法的人。“又一种禅人,不达他根性纯教乳药。”(《摩诃止观》)“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禅人万万千,莫怪相逢不下马,东西各自有前程。”(《古尊宿语录》)

宗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观念系统,观念指导人的行为。宗教同时也是一个行为系统,有献祭活动。行为要有准则,宗教还是一个法,有戒律和禁忌。佛是梵语“佛陀耶”简称,意为觉悟的人。觉悟生命真相、宇宙人生真谛。佛教是佛的言教,是觉悟宇宙人生的智慧教育。佛教的神不是神本位,是法本位,法就是佛学。佛学在于正确说明因果现象,所谓缘起的道理,看出现象中的主要条件所在。看到了便是得法,便是觉悟,便是成佛。

佛教能够进入古代中国,根本原因是儒学这个非宗教化的中国主流文化,不能解决人们精神深处的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居乱世”时代人心安顿的问题。古代中国人不以上天的神、上帝为信仰对象,而以世间的君主、国家民族为信仰对象;生活最高准则是君主利益,“国家民族”和“大公无私”实际是其代名词。在人的理念中,绝不存在高于君主的上帝。在人与人之间,除了仁、义、诚这些人伦原则,以及利这样的功利原则,也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原则。整个社会的共同生活信条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的生活信念不寄意来世,也无服从全知、全能、全善的绝对,全部是现世的、人为的。这导致了中国人文智慧重权术轻信约,思维习惯重集体轻个人、重人轻神。

大凡一个人来到世间会感到孤立无援,要依靠一定的关系概念安身立命。中国人最高关系概念乃是天人关系而不是神人关系,也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神存在以做裁决,只有人世间的圣贤来做是非善恶的标准。圣贤也是人,以人的智力来解决人的困惑,这是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必然引出一系列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儒学是一场政治信念运动,不具备宗教本质。一旦出现政治分裂、伦理失范、社会动荡,儒教就不能自圆其说,失去看护人性的功能。反之,佛教信仰高于人世间,没有人世逻辑短板,能够持续安抚人生。社会动荡,佛教就会取得成功。

慧能(?~713),俗姓卢,慧能是出家的法名。父名行滔,母李氏。其父原在范阳(今北京涿县)做官,后来被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落籍成了百姓。慧能在新州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后随母移到南海(广州),长大以卖柴维生。慧能不识字,有一次卖柴时,听人读诵《金刚经》,引起内心领悟。问起来,知道黄梅有一位弘忍大师在凭墓山开化,以《金刚经》教人,使人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听了,觉得自己与佛法有缘,辞别了老母,到黄梅(今湖北黄梅)去参礼弘忍。凭墓山是唐初五十多年(620~674)的禅学中心,传承了达摩禅的正统。慧能见弘忍,自称“唯求法作佛”。因慧能答“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受到弘忍赏识。慧能被派在碓房里踏碓,“愿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获悟于稊稗”,[1]共八个多月。(www.guayunfan.com)有一天,弘忍集合门人各作一首偈,察看见地,以便付法。偈是印度文学形式之一,鸠摩罗什时代就已用来表达心境了。禅者是直观的,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故文字不是说理的散文,多数表现为诗偈的形式。这时诸人不呈心偈,大家仰望神秀。神秀思惟: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于是,“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于法。……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2]

第二天,五祖召唤神秀于堂内,说此偈“见即来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又说更作一偈来呈吾。神秀离去,数日作不得。慧能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也作了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弘忍便在夜间唤进房,为他说法,慧能言下大悟。于是付法传衣,慧能黄梅得法,继承了祖位。当晚三更,弘忍就送慧能去九江驿,回岭南。登船时,五祖叮咛“汝去向南,三年勿弘此法。”过了三天,五祖告诉大家散去,说“吾此间无有佛法了,佛法流过岭南”。当夜东山门下,有人知道衣法付与慧能,向南追来。慧明和尚一直追到大庾岭夺法,慧能便将衣交出。慧明曾任四品将军,拒绝道:“远来求法,不要其衣。”慧能便为慧明说法,传说是:

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3]

慧明言下大悟。慧能要慧明向北去化人,自己回到岭南。慧能到岭南后,有一段隐遁时期。“经于五年,在猎师(追杀)中。”慧能有五年法难,一直被人追踪,常受讥谤,受诬控,受毒害,受驱摈。五年遁迹生活后,慧能终于因缘成熟出家了。广州法性寺《瘗发塔记》对慧能的到来有预言:“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天监二年,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人。”[4]那年正月初八日,慧能到了广州法性寺。印宗正在讲涅槃经,慧能在座下参听。“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听罢非常欣奇,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就是这一位座下布衣。正月十五日慧能落发,二月初八日授具足戒。这一年(667)慧能三十岁。次年春,慧能去广州七百里外的韶州曹溪山宝林寺。在此,慧能行化四十多年。韶州刺史韦据礼请慧能,看到说法盛会听众达一千余人。慧能在岭南弘化禅,除了弟子,更影响到中原皇室。皇室礼请不至,便敕建寺院,致送供养。慧能德音远播,“无远勿届”,不但百越,连印度、南洋群岛都有影响。王维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赞誉其“实助皇王之化”。

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慧能夜三更,“奄然迁化”、“端身不散,如入禅定”。

禅宗在中土创立,与时俱进,大盛起来源于三次变化:一变是禅宗生活化,佛法向生活化方向发展。中国佛教并不要求纯粹的理论理性,而要求具体的实践理性;以自悟体证代替义理思辨,将虚无教义改做现世修行。将成佛与人生联系起来,成佛即获得人生智慧,获得人生之真谛。二变是禅宗群体化,佛法向群体化方向发展。中国化佛法择地开居、聚众摄化,就必然在方便群体性修为上相应改变,如尚简易、机巧、玄虚的风气。三变是禅宗大众化,佛法向大众德行方向发展。不重宗教仪式,重视德性修养,把深切的佛性悟入安立在百姓日常的大众德行上,这是慧能禅法的最大特色。

佛教中国化,慧能属于第三阶段:一是好简成性,更加推动禅宗简约化。慧能入灭前传授方便门:破除知性,讲求悟性。“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5]意思是要利用一切知性概念对立相因,去破除知性,让人顿悟。二是净兴正心,推动禅宗道德化。慧能有德性洁癖,说人“不起谄曲心,胜负心,颠倒心,欺诳心,嫉妒心,人我心”,才有启悟入道的份儿。佛法与世间不离,佛教成为一门人生智慧的学问,禅宗的全部意义是完美人生。

佛教到了中国为什么唯有禅宗大兴?禅宗在唐代为什么能够大兴?这跟中国古代知识从来讲实用精神,跟唐代士大夫重人间旨趣,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生态度从来是现实主义。中国人习惯以现实、有用和在世的态度选择一切。那些来世成佛、彼岸成佛路途漫漫太遥远,容易使人丧失耐心。他们急切地征询如何当世成佛,如何成佛在红尘中,征询“佛法不离世间”[6]等在下成佛的可能性。“顿悟说”讲人佛之间一念之转,满足了中国重直观、重体悟、重实用的文化思维。所以,在佛教各教派如何成佛的路径面前,独对“顿悟菩提”[7]和“一阐提人皆得成佛”[8]之研修感兴趣,就在于其与中国实用主义文化特点对应,成为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长盛不衰的主题。具体说,魏晋时代是一个分裂时代,谈论人性善恶没有出路,人们转向佛性有无的问题接着谈。秦汉止于人性的社会道德存在这个领域讨论,解决不了人生困惑。佛教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向上开拓了人性的宗教信仰这个垂直空间,谈论的理路从依凭道德提升到依凭信仰。早先魏晋玄谈能够唱出的时代之音,说明儒的德感文化、道的美感文化尚能够解决人性的课题。到了唐代,做一个道德人已不足信,开始对做一个维摩诘人(居士)感兴趣。人的“佛性论”成为主题:是否人人都有佛性?如何成佛?六祖慧能只说是少私寡欲,而非无欲,这和其他佛经讲的完全无欲不一样。禅宗这些特点满足了唐代士大夫人间佛教的要求,修炼者和光同尘,谦下敬人,少私寡欲,切近世间。所以随六祖而来的人间佛教,能够首先在唐代大兴。

注释

[1] (唐)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引自《中国禅宗史·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中华书局,2010

[2] (唐)惠能:《六祖坛经(敦煌读本)》,邓文宽注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五章 曹溪慧能大师·第三节 南归与出家》,中华书局,2010

[4] 严耀中:《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识》,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

[5]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五章 曹溪慧能大师·第五节 入灭前后》,中华书局,2010

[6] 九嵩 君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文化》,1992年第3期

[7] (唐)惠能:《六祖坛经(敦煌读本)·卷六 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邓文宽注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8] 胡适:《胡适论宗教·荷泽大师神会传·三、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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