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中医学子_就学在初创时期的上海中医学院_教育改革与发展

时间:2019-07-02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2 次

新中国第一代中医学子_就学在初创时期的上海中医学院_教育改革与发展

新中国第一代中医学子——就学在初创时期的上海中医学院

口述:陆德铭           

采访、整理:施鸣捷 全 瑾 吴佐忻

时间:2010年11月9日       

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创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首届录取中医专业学生121名。经过50多年的艰苦奋斗,学校现已基本形成本科教育、专科与高职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港澳台生教育和外国留学生教育等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的教育体系,成为我国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的一个重要基地。(www.guayunfan.com)

放弃西医,改学中医

我是浙江平湖人,从1953年至1955年在嘉兴医士学校读书。毕业时,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毕业生被分配去医学院。嘉兴医士学校与上海第二医学院挂钩,我们都被选拔至上海第二医学院。不过,我们仍然要参加全国的高考,于是浙江省教育部门就对我们进行数理化知识的培训,然后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1956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在报纸上刊登向全国招生的广告。我们看了蛮兴奋的,决定报考上海中医学院。当时我们有三个同学决定报考上海中医学院,放弃报考上海第二医学院。一个是我;一个是张绚邦,他后来任新疆中医学院的院长,成为著名中医专家,现在已经过世了;一个是黄志雄。当时,嘉兴医士学校领导也问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上海第二医学院?因为考取上海第二医学院是有保证的,而上海中医学院却是新创办的,报考的人数可能比较多,录取比例比较低。我们回答,我们比较相信中医。我为什么比较相信中医?因为我在读初二时得了肺结核,在家休养,就向当地一个中医外科医生顾德培拜师,托朋友介绍去做徒弟,在他那里待了1年多,看到中医确实解决了农村许多病人的疾病。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王斌要废止中医,要求中医都要改学西医,或者中医诊所慢慢地被取消。我师父跟我说,你跟着我是没有前途的,还是离开吧,不然要耽搁你一辈子了,将来中医诊所都取消了,你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所以我重新回学校读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学了一点医,就去考嘉兴医士学校。嘉兴医士学校选拔我去报考上海第二医学院时,刚好新成立的上海中医学院招生,我学过一点中医,对中医有所认识,所以我就和那两个同学一起报考上海中医学院。考取了后,我蛮高兴。

学校简陋,积极面对

来到上海中医学院后,看到学校的条件非常差,不像一个学校。我在读中专时的学校还像一个学堂,有操场,有教室,有实验室。上海中医学院在苏州河旁边的河滨大楼租了两层楼[1],既没有操场,又没有正规的教室,更没有一间实验室。我当时也有一点想法,但还是想既然已经来了就要好好读书。当时读书没有教科书,老师上完一堂课再将讲义的油印稿发给我们。这些讲义由铁笔刻写,字有大有小,有草有正。一学期读完了,我们都会将其整理、装订成册。当时部分同学说上海中医学院是大学的招牌,中学的教材,小学的校舍。小学还有像样的操场,我们却没有。

当时,要求同学们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学校没有一点活动场地,体育课是借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操场上的,学校开车送同学们去,上好体育课后再乘车回来,一个星期一次或两次。车子是外租的,当时学校是一辆车也没有的。我们的院长程门雪配备了一辆小轿车,其他学校领导上下班都是乘公交车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校长怎么能坐车上下班呢?程门雪院长解释说是上面配给的,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张镜人认为学校再小的校长也是校长,应该配备车子。程门雪院长后来坚决不坐小轿车,将车退了。

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上海中医学院成立暨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会场借用了国华大楼礼堂,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来了,金仲华副市长也来了。一个学校的开学典礼有副市长来,现在也是不多的。参加典礼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上海市中医研究班)学员,他们也在河滨大楼临时校址学习,比我们早开学3个月(我们9月初开学,第一届西学中班学员在6月5日开学)。我们和他们的宿舍也在一起,教室也在一起,但上课不在一起。西学中班学员上课的内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西医基础课不用上。现在他们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主要骨干。

我们1956级121个人分甲班、乙班,其中50%是调干生。什么是调干生呢?就是在进大学前就已经在卫生单位工作两年后考进来的,其中一部分是护士,一部分是医生;医生中一部分是西医,还有一部分是中医。像陆鸿元,现在也80多岁了,当时进校前就已经是中医了。像柯雪帆,是常熟的中医再来报考上海中医学院的。我不属于调干生。调干生的待遇比我们高,他们原来拿工资的,现在放弃了,有的成家了,有的有小孩了,国家鼓励他们来读书,也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

我们生活还是可以的,食堂伙食挺好。我们是享受全额补助,记得一个月的补助是12元,吃饭一般交给食堂7元多点,剩下的就自己零用。河滨大楼最大的特点是它在苏州河旁边,临时校址宿舍刚好就靠近河边,当时苏州河水很臭很脏,而且外面的声音也很大,夏天开窗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后来习惯了,我们搬到新校学生宿舍后因为太安静反而睡不着了。

艰苦创业,艰难前行

1958年我们搬到了新校址,在苏州河旁待了两年左右。以前我们也听说学校在造新校舍,但是离临时校址非常远,那时候交通不便利,公交汽车只通到中山医院,从中山医院下车后要走较长的路。学校外是一片农田,也没有商店,但是我们觉得总算是学校了。虽然房子很简陋,外墙全是粗制的红砖,是“赤膊房子”,但我们总觉得有宿舍,有操场,比河滨大楼好。虽然操场不是标准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但总算有个活动的地方。学校只有一幢教学大楼,但挺宽敞,造得还是可以的。没有食堂,只是简单地搭个棚棚,后来才改建成饭厅。学校1958年搬到这里,体育课就不用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去上了。但教材还是比较原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老师上课后才发油印讲义。

在大学建造过程中,我们都在河滨大楼临时校址上学,由于距离零陵路学校工地比较远,所以我们没有参加学校校舍基建工程的劳动。但是龙华医院[2]建造时,我们参加了劳动。龙华医院门诊大楼、病房大楼的许多面墙都是我们学生砌的。当然老师傅也是有的,我们在老师傅的指导下,一砖一砖亲手砌的。现在,龙华医院的老房子几乎都被推光了,改建成新的院舍。

我们的西医基础课老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主要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唐志炯是二军大的大校,他带来了二军大的一批老师,如刘芳稿、施玉华、王铎、曾兆麟等。但是,中医老师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师,他们大都是私人开业的中医,或者是解放前在中医学校教过课、上过课的,教课经验不是很足。当然上课上得好的老师也有,比如凌耀星老师。她上的是《内经》。由于以前在广播电台做过播音员,她口才很好,普通话也标准,知识面也宽,所以上课效果很好。上《伤寒论》课的张震夏老师临床经验丰富。他带我们去开门办学,很多疑难杂症都手到擒来。上《中药》课的叶显纯老师、上《方剂》课的徐辉光老师、上《温病》课的金寿山老师、上《金匮》课的殷品之老师都上得很好。现在,他们大多过世了。有些老师上课的内容非常好,但毕竟不是教师出身,教学经验少。但他们是临床医生出身,上到经典著作《伤寒》、《内经》时都结合临床,讲得蛮实用的,学了之后能联系到实际。

当时学习的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上解剖课要有人体骨骼解剖标本,但是一副人体骨骼价格蛮高的,学校也没有这些经费。那时,刘芳稿老师组织我们到二军大的附近挖死人。听说以前那里是刑场,是专门埋葬被处死犯人尸体的地方,死人埋得挺多。虽然尸体埋葬的时间长,都腐烂了,但骨骼还在。我们也不管什么,跟解剖课老师去挖死人骨骼,挖出来后再消毒、处理,再组装成一副一副完整的人体骨骼。但挖出来的死人骨骼不可能全是完整的,我们再拼,把头颅骨啊、躯干骨啊什么的拼成一副完整的人体骨骼,制成解剖标本。那时,我们看到人体骨骼解剖标本时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亲手挖出、亲手制作的。

1960年还有一件对全国中医界来讲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当时国务院发文,要抽调还在读书的比较优秀的学生拜老中医为师,跟老中医上临床,说明当时就重视学生要早上临床。我记得我一个;刘嘉湘一个,他现在治疗肿瘤很有名的;马绍尧一个,他在中医皮肤科方面很有成就;还有张绚邦,他中医继承得相当好,他在新疆很有名,连靠近新疆的其他国家居民也经常请他看病。我们跟的这些老中医也相当有经验,由领导指定,我的老师是中医外科名家顾伯华。

正式有中医教材是在1960年。新中国成立首批四所中医学校后,各地许多中医学院也陆陆续续建立了,但是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医教材,是每个学校自己编的,国家决定组织编写全国高等中医学院统编教材。1960年卫生部在上海组织召开全国性的中医高等院校教材编审会议,会址在上海大厦,这是全国第一次搞中医统编教材,包下了上海大厦的好多房间。当时上海大厦很有名气,除了国际饭店外就是它了,中医统编教材会议安排在这里召开,这说明国家对编写中医统编教材的重视。当时编写中医统编教材具体有多少种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有《中医外科学》、《中医内科学》、《内经》、《伤寒论》等一批教材[3]。当时我们已经被学校抽调出来跟师学习,老师都去参加编教材,也不去临床了,我们就去充当秘书。会议秘书做的工作就是在讨论时做记录,然后把材料汇总,反馈意见,大家再讨论,最后定稿。后来,这批教材陆陆续续都印刷出版了。但这批教材都不像样子,比小学生的教材还差,开本小得一点点,纸是黄黄的,但是总算有了全国中医统编教材了,以后是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1960年是第一版,我记得蛮清楚的。西医基础课原来就有教材,把它借来用,就是上得简单一点。

还有一件事,当时中医专业学制设置是5年,后来怎么改成了6年制的呢?当时说好的,中医与西医的比例是三七开,30%是学西医基础课,70%是学习中医课。后来有的同学说,学中医5年太少,你又要学中医,又要学西医,5年里怎么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完?有的同学贴大字报说应该把5年改为6年,否则人家会说你这不是大学,是2个中专,读了这些西医基础知识还不到人家中专的水平,读的那些中医,5年时间,除去1年的临床实习,社会活动也多,你说有多少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呀。当时,学校一部分学生特别是高中毕业生希望读6年,但那些调干生,有些年纪比较大了,就是读5年也很困难。所以读5年还是读6年也有争论。1957年7月初,卫生部决定改为6年制。本来报考时是学习5年的,后来延长了1年,学习6年后再毕业。

走出校门,为民服务

当时我们读书时,运动也比较多,比如大炼钢铁。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安排在火车上海南站搬运钢材,一根钢材很长,要一两百斤重,有些同学两个肩要抬两根。一劳动就是半天、一天。那时,真正来说,上课相对比较少,一个学期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甚至更多时间参加活动,大炼钢铁。社会上都在大炼钢铁,烧小高炉的时候,我们学校也烧小高炉,把铁门都拆了、敲了,去炼钢,炼出来了,就向学院党委报喜。那种瞎烧烧出来的根本不是钢,但也算炼出来了。

当时下乡也蛮多的。主要是开门办学,一部分课搬到农村里去上,一面上课,一面参加农村公益的卫生活动。我记得当时我们到上海县勤丰人民公社,一方面在那里上课,另一方面空下来的时间就去宣传卫生,除蚊蝇、搞预防。当年上海农村的卫生条件非常差,既没有自来水又没有电灯,洗东西都在小河里,淘米、洗尿布等也在这河里,所有吃用水都在这里。后来农民知道用明矾沉淀一下,但当时还不知道,怎么脏就怎么吃。当时我记得在王家宅,农民家太脏了,我们帮他们大扫除。有一天,去帮一户社员大扫除,家里很暗,窗也没有,里面好像有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她叫陆悦梅,骨瘦如柴,你说她生病吧,又没有什么病,是没有饭吃,极度营养不良。我们立即对她抢救,给她擦洗身子。她身上有很长时间没擦洗过,浑身臭得不得了,程门雪院长也参加了治疗。大家还用自己的零用钱买吃的给她补充营养。当时许多媒体都有报道,这在当时是学校的一件大事情,说明我们学校老师、学生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

《新闻日报》介绍抢救陆悦梅的事迹(1958)

程门雪(前排左四)等研究抢救重危病人陆悦梅的方案

还有,我们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就是防治血吸虫病。当时,不同年级的学生到不同的县,我们是到松江县新桥乡。我们主要是动员病人送大便去检查。这工作却相当的困难,不要以为很简单,就是送大便,当时的病人都是不肯的。我们就家家户户去动员,让他们把大便留下,我们去收的。每天一早六七点钟就去收大便,然后在显微镜下看,有没有血吸虫卵,有的话说明感染了血吸虫病,就要动员他治疗。那时候吃一种口服药,用麻油调,吃3到5天。每天一碗麻油喝下去,多么难吃,病人往往不肯吃。另外,我们还参加灭钉螺,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没有钉螺就没有血吸虫。动员农民灭钉螺,工作难在哪里呢?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农村“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家里的灶头在大炼钢铁时拆了,社员集中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里吃饭,后来人民公社大食堂没有多少东西给你吃了,到大食堂吃的社员越来越少,有些社员偷偷回家开小灶。我们下乡开门办学的时候,只能吃大食堂。农村里粮食不够,一天吃两顿粥,一早起来,6点多吃粥,有厚粥也行,但那是薄粥,吃不饱,一碗不够,两碗、三碗就喝饱了,但一次小便后就又饿了,一直要到下午4点半才能再去吃。当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活动得太多肚子就会饿,所以我们傍晚5点多钟就睡在床上了,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当地卫生所有一位姓张的女医生看我们实在很饿,就想办法弄点莴苣笋的叶子烧了给我们当饭吃。虽然里面没有一粒粮食,但是肚子有了饱的感觉。我们当时年纪轻,思想境界高,都挺了过来。我记得我是和同学林钟香一组,我和他哪怕肚子再饿,工作还是认真做的。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十分艰苦,但也是很培养人,使当时的一代青年,为病人服务不怕累,不怕苦,还要不怕饿,三不怕。我们每次到农村去要一两个月,真是经受考验的。开门办学既锻炼了人,也让我们在学生时代就接触社会,对社会有所了解。看到农村那么缺医少药,无形中我们思想上就树立了要真正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意识,也认识到疾病为病人带来痛苦,中医能解决病人的痛苦。现在,我们年纪大的一辈人对病人的态度都很好,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同老百姓结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看到那些疾病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我们的治疗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挽救他们的生命,那种感情就两样了。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

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收集民间单方、验方。我们党十分重视继承、发扬中医,提出了中医政策,党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收集、汇总民间单方、验方,那时候还有人来献方,单方、验方都有。我们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也组织我们学生去工厂、农村收集。我们在临床医院收集到更多的单方、验方,给医生去研究。但是我们主要是参加收集,当时大搞科研活动,我们也用中草药制成梨膏糖,治疗咳嗽。

我们还编了实习医案。我刚才讲了,我们许多同学是调干生,再加上各科老师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脉案都是蛮道地的,虽然是钢笔写的,但理法方药、辨证施治等思路都是清清楚楚的。当时老师像内科的张伯臾、外科的顾伯华、伤科的石筱山这些名医,看病都很认真,学生有些本身是医生出身,自己也有些心得体会,根据脉案,学生自己组织整理,整理出来好的医案,我们再加了按语,正式出版了[4]。

我们是毕业分配的,基本上都必须服从分配。同时,学院党委明确最好的优秀毕业生要支援边疆。所以张绚邦去了新疆。他当时是学校团总支委员,学习成绩优秀,所以分配到新疆。最艰苦的地方是党员去的,当时这些同学一点也没意见。我当时也报名到新疆去,所以我已经做好去新疆的准备。那天要宣布毕业分配名单,我去松江新桥向前面提到的姓张的老医生告别,等我回学校后有人告诉我,我分配到了龙华医院,让我继续跟顾老师。

我在1957年9月当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学生会主要开展的工作就是配合学院党委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当时学校政工干部少,教师多是老中医,党员很少,学生中有些党员,学院党委的政治工作、社会活动都是通过学生组织一条线去布置、贯彻的,还有就是组织文体活动。比如组织到铁路南站去搬运钢材,就是学院党委布置到学生会、团委的,学生会、团委再布置到班级。组织文艺节目,课余活动,体育运动,早上的早锻炼等都是通过团组织和学生会这一条线开展的。记得我们刚到学校的时候,每个周六晚上跳交谊舞。当时上海提倡跳交谊舞。河滨大楼临时校址没有跳舞的场地,我们在附近的国华大楼一个大厅里跳交谊舞,不会跳的同学都要去学跳交谊舞。到了零陵路校区,情况不同了,交谊舞取消了。当时我们的团总支副书记杨家瑾是比较活跃的,到节日就去请各种各样的演员来表演,当时许多知名演员来学校搞过活动,赵丹肯定来过的。当时学生会工作比较多,学院党委开会,叫学生会主席必须参加,要布置工作的。学院党委开会都在平时和上课的时候,我上课只能不上。夜自修别的同学在上自修,学生干部就去开会,学生干部比不是学生干部的同学少上三分之一的课,考试一样要考的,成绩还要考得好。

创办院校 作用非凡

在学中医的过程中部分同学专业思想一直有波动,西医学得好,中医就马马虎虎,思想问题直到毕业也没有解决,中西医从一进校就开始争论,一直到毕业也没争论好。作为学生会干部,我们都是坚定来学中医的,包括调干生,即使有些先前是学西医的,临床接触多了,也觉得很多病中医是能解决的。学校也开展热爱中医的教育,当时叫热爱自己专业。学生会请中医出身的同学开一些座谈会,院党委书记林其英也经常作中医政策报告。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永远会存在。以往国家没有把中医同西医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学校的条件的确比较差,只有84亩地,一看二医[5]、一医[6]都比你学校大,许多中学也比你学校大;同样是附属医院,瑞金、中山医院都比龙华医院大,华山医院、瑞金医院气派大得不得了,人家毕竟会有些想法。随着国家对中医日益重视,学校有了新的发展,现在的张江校园是很好了,曙光医院东部不要太漂亮哦,在上海可以算算,龙华医院也好了,病人对中医也越来越相信,龙华医院每天要看八九千病人。现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搞了一批《名师讲稿》,收录了相当一批老前辈的讲稿,像凌耀星她有一本,全国还有很多。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现在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我知道的有王庆其的《内经》,费兆馥的《诊断学》,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院毕业的人已有人成为名师了。当然,宣传中医靠讲、说教是需要的,但现在要改变有些人对中医的偏见也是不可能的,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慢慢能改变。

我国创办高等中医院校,对中医事业起到里程碑的作用。中医师承虽然也是一个途径,但师承毕竟知识面、专业面狭窄,你的老师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你只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师傅带徒弟,一个人带两三个已经很多了,就是全国所有的中医一起来带徒弟,也是有限的。有些中医造诣很深,确实有专长,能带出好的中医,但有些一般的中医带出的中医也只能是一般。名师才能出高徒,但名师是少数。然而,国家通过创办一所大学,大量的青年接受中医理论教育,同时在临床实践中跟的医生面也多了,各科进行轮转,你能跟许多医生,只要好好努力学的话,能学到许多临床经验,知识面就拓宽了,等你再做临床医生的时候,基础就打好了,等到升任主治医生或副主任医生时再专某一个科,肯定对人才的培养、发展相当好的。如果1956年国家没有创办四所中医学院,如果没有后来陆陆续续几乎每个省有一个中医学院,今天的中医事业不可能这么发达。所以我认为,当时国务院从政策的角度来扶持中医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当然啦,讲起来还有对中医重视有不足的地方,但应该看到国家这几年不管从投入也好,重视也好总是在不断加强的。现在,中医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没有中医学院的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的成立,就凭民间的或者将民间中医组织起来,像我们以前第五门诊部[7]那样,不可能在国际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中医确实有临床疗效,另外自从中医学院成立以后,一方面重视临床,另一方面加强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医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陆德铭(左一)正在接受采访

【注释】

[1]上海中医学院初创时租借北苏州路410号河滨大楼119室、126室等部分房屋作为临时校址。

[2]龙华医院是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1960年落成,现为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

[3]全国第一次统编教材有《医学史讲义》、《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金匮讲义》、《内科讲义》、《温病讲义》、《外科讲义》、《伤科讲义》、《眼科讲义》、《喉科讲义》、《诊断学讲义》、《妇科讲义》、《儿科讲义》、《中药讲义》、《方剂讲义》共15本。

[4]1962届编辑的《实用医案选辑》1960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5]上海第二医学院。

[6]上海医学院。

[7]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享誉沪上和大江南北的中医名家汇集起来组建了上海市公费第五门诊部,主要负责全市干部的中医公费治疗,1958年划归上海中医学院作为附属单位和临床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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