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思想的产生_西方近代职业教育

时间:2019-07-02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5 次

新教育思想的产生_西方近代职业教育

二、新教育思想的产生

在西方16—17世纪就有了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比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 535年)的《乌托邦》等著作就谈到,职业教育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此时,更多的人考虑的是普及教育和国家、教会在教育中应该承担什么作用,如夸美纽斯、哈特利布等人。

英国培根向科学探索的呼唤和笛卡儿的新哲学体系深深启发了夸美纽斯,在英国尚未能落实这些思想的时期,夸美纽斯已把培根有关教育思想的大部分以某种方式具体化为“泛智教育”或“泛智主义”(Pan sophism)了。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 1670年)是17世纪捷克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竭力以教育实现人间天国,多年从事艰苦的教育实践。培根的理论和夸美纽斯的丰富经验相结合,其作品才是泛智主义的教育主张。简单说,把人类探求的广泛而渊博的科学财富化为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是需有精密的方案的。夸美纽斯设计出这项方案,这在当时是具开创性的。他于1637年发表的《泛智教育纲要》得到广泛称誉之后,于1641年应英国议会之邀准备发表讲演,并操持泛智教育研究推行事宜,无奈因国会休会而中止。稍后,国会重开,夸美纽斯的报告受到欢迎。随后他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建筑房舍,决定成立切尔西学院(Chelsea College),无奈爱尔兰战端忽起,致使这一计划实现,夸美纽斯遂前往瑞典。

泛智教育是叫儿童和青少年知晓一切事物的一般原则、因果关系和实际效益。所谓一切知识则包括关于宗教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由于知识无涯而人生有涯,夸美纽斯特别提到,儿童应知道自然和社会等一切知识领域中的精华和概貌。他建议设置母育学校、国语学校、拉丁文学校和大学,并一一为这些学校指示了泛智教育的纲领。在母育学校的幼儿犹如初生而将来都会成为主干的嫩枝,必须把人生旅途中所当具备的全部知识的种子播种在他们的心上,叫他们对于知识的全部进行简要地浏览——举凡玄学的、物理学的、天文学的、地理学的、历史学的、数学的、机械学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诗歌的、政治学的、道德学的、宗教的和神学的知识,全应掌握其要领。关于这类知识,夸美纽斯曾在《大教学论》中列举了二十项之多。

夸美纽斯为了有成效地实施这种泛智的家庭教育,认为有必要给家长们编写父母手册和为儿童编印带图画和图解的儿童读物。母育学校只教儿童学习各项知识的初步,从日常观察、对话和应用中掌握和学习各科知识。等到国语学校、拉丁文学校和大学,便节节增高而层层上升。这种以神学、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的渊博教育,确是大胆的设想和不凡的创见,虽不免有些过激之处,但其革命性是昭然的。夸美纽斯还为贯彻泛智教育而要求采取直观等诉诸感性认识的教学方式方法,因而他不但在教学内容方面运用了培根的精神,在教学过程方面也符合《新工具》的论旨。培根说人是自然的仆役,夸美纽斯同样认为教师是自然的仆役,应当使教育和教学适应自然,即按照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程序而施教,不能揠苗助长和虚掷新生一代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www.guayunfan.com)

在英国,在教育方面率先响应培根思想的人是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600— 1670年)。他是混血儿,父为波兰商人,母为英国人,1628年才由德意志移居英国。他的教育思想大都来自于培根和夸美纽斯,受时代思潮的激荡,于1647年著书建议地方长官设立学校,选任教师,筹措经费,规定课程,策励教师和视导人员努力办学,否则宗教改革难以奏效。他制定的学校层次和体系,几乎和夸美纽斯所见一致,更建议在伦敦设讲演局(Office of Address) ,职责是按照培根的计划来促进人们学习,传播各地的新发现和新发明以新国人耳目,联系国内外学者和思想家谋求人智力的开发。哈特利布最有独创性的建议是1650年向国会提出的《扩大伦敦的慈善事业》提案,主要内容是要求准许贫苦儿童受教育,深信国家有权利用教育作为改良社会的手段。于1660年又致函英国众议院,申请成立学园,以教导青少年虔信上帝,学习知识和陶冶品德,而且练习工业劳动才能。哈特利布曾大量捐资办理教育事业,英国文人、学者多和他结交,著名诗人弥尔顿就是接受哈特利布之请于1644年著成《教育论》。哈特利布还广交国际学者并结为密友,夸美纽斯就是在1641年被他邀请来英讲学的。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唯实论者。如果说夸美纽斯及其同伴是因为特别强调通过感官进行学习,而被称为感觉唯实论者的话,那么弥尔顿则必须被称为人文主义唯实论者。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古典传统式的学者,他相信所有各科最好的知识都可通过阅读过去的大量书籍而学到。弥尔顿受教于剑桥大学,大学期间在欧洲大陆广泛旅游。回到伦敦后,他在一所男校中教学数年。在哈特利布鼓励下,他写了《论教育》(1644年)一书。在书中他抨击当时教授古典语言的文法学校和公学,指责它们强使学生以七八年光阴学习不切实际的古语和古籍,陷青年于古典主义泥潭之中。他主张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兼具文科性质的学校,称之为“学园”( Academy)。在这种“学园”里,学生首先学习拉丁语和英语,继而学习数学、地理、航海、工程、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除此之外增设道德和音乐、体育,特别是军事体育训练;还要求教师带领学生考察参观和接触现实,以使学生将来能承担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任务。

弥尔顿的基本教育思想是加尔文派教徒的思想。他有关设立专科院校的思想就是从日内瓦学来的。他表明的教育目的就是加尔文派教徒的目的:“我需要一种完美而普通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人合理地、熟练地、高尚地履行各种职责,无论是私职还是公职,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11)弥尔顿的教育思想于17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在英国实施,如1675年伦敦创办的纽因顿·格林学园等。这类学校离学生家庭所在地近,学生在家食宿而负担轻,毕业后又便于就业,教育内容接近生活实际,具有实科倾向,是英国学校职业教育的雏形。

哈特利布另外一个密友是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年)。1647—1648年,配第向哈特利布提出一份意见,建议将初等学校改为劳动学校,招收7岁以上的所有阶层的儿童学习木工、教学仪器制作、雕刻、园艺等,兼顾初等普通教育和初级职业教育,实际上,他要把一般学校变为一种职业学校,让一切阶级的儿童学到一些手工艺技术。此外,他还希望设立一种实科专门学校,来自各阶层的学生除学习理论知识外,都要学习施工、制钟表、造船等,把理论学习、职业指导和机械加工实习结合起来。最后,他建议建立一所与大学相似的专科院校,院校中要有教室、实验室、一座图书馆、一个天文台、一座艺术馆和一所大水族馆。配第明确提出,教育要服务于个人未来的职业和机械技术、制造业的进步,建议把学徒制原来要花七年才能完成的职业教育缩短为三年。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是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代表作《教育漫话》狠批当时文法学校等的不良安排和愚蠢教法,宣扬培养绅士的教育思想。在洛克开列的学习科目中,包括法文、拉丁文、地理、算术、天文、几何、年代学、历史、伦理学、民法、修辞学、逻辑学、自然哲学、希腊文、音乐、舞蹈、图画、园艺、细木工、商业算术、速记等现代的和应用的学科。洛克反对专务诵读的书生,要求学以致用。他认为人们应有的不是空洞虚玄的经院哲学和古典知识,而是经世致用的知识,同时还要求在求知或好问过程中,养成观察、分析、判断等智力,会探索和应用知识。1696年5月,洛克应邀参加英国政府工业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委员。1697年他为该委员会拟定了《工作学校计划》。他建议:每个教区建立一所工作学校(Working School),开设纺织、编织和其他毛制品制作的手工业课程,强迫领取救济金的贫困家庭把3~14岁的儿童送入学校,儿童一律参加劳动,通过劳动来抵偿自己的生活开支;教区的手工匠人可以根据需要从劳动学校中选雇学徒;对于那些在14岁以前没有被雇走的儿童则通过订立契约,交给该区拥有大量土地的绅士、地主和农民,收为学徒到23岁为止;工作学校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照料孩子的麻烦,还可以教授儿童以技艺,还进行宗教灌输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12)洛克提出的劳动学校计划当时虽然没有广泛实施,但在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中叶发挥了重要影响。

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1654—1752年)是英国早期劳动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他在《关于创办一所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必须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劳动能致富,不工作者不得食。他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需要,提出创办工业学校的主张。在他看来,“工业学校应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上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主张在工业学校里,要把教学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他强调说,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仅仅略胜于不学。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贝勒斯极为推崇,100年后欧文重印贝勒斯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可以说,贝勒斯的观点勾画了现代学校职业教育的蓝图。(13)

上述极有价值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刚出现时,由于经济生活并未达到真正需要的地步,自然引不起官方重视,然而,一旦有了社会需要,这些职业教育思想就会焕发出活力。

【注释】

(1)《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第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2)[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214~2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3)[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4)[英]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5)[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第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

(6)[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7)参见[英]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第31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8)[美]科恩著,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科学中的革命》,第3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9)参见石伟平:《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第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参见[英]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第30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美]佛罗斯特著,吴元训等译:《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12)参见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90~9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13)参见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3卷),第12~1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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