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_近现代浙江名家教

时间:2019-07-02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7 次

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_近现代浙江名家教

第三章 走进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家

教育和文化相互包含、相互作用。社会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赖于教育。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要必然提高;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近现代浙江名家与时俱进,从文化外围和教育内部两个层面,进行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改革。

作为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蒋梦麟在北京大学主政期间,一方面发扬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主张和学术自由原则;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管理实践,他提出了更加切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思想。人口学家马寅初特别重视女子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教育要和社会相结合的主张。从晚清走向新中国的教育家马叙伦,洞悉旧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认为在确定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时,要根据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教育符合时代要求,从而促进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和“终身教育”等主张,他的“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而文学家夏丏尊则是以语文教师的身份,高举“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旗帜,以学生为本位,积极提倡语文教学改革和考试改革,对当代中国的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蒋梦麟: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蒋梦麟是继蔡元培之后最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并于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前后在北京工作20多年。他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在蔡元培因事离校时,曾三度代行校长职权。1930年后任北大校长,直到抗战胜利。在北京大学主持校政17年,发扬和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主张和学术自由原则,结合自己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更加切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思想。

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蒋梦麟发表了《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等学术文章,撰写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谈学问》等教育著作,他大力整顿高等教育,先后主持拟订并颁发了《大学组织法》等高等教育法规,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自1945年蒋梦麟离开大陆至台湾后,学术界对其关注甚少,对蒋梦麟的研究也非常缺乏,尤其是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十分稀少。因此,从蒋梦麟思想的核心出发,重点阐述其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对于当下大学管理将会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蒋梦麟出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于20世纪初期,这个时候,中西方文化汇聚对接、冲突与融合的交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蒋梦麟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私塾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两种文化的直接冲击,让蒋梦麟的思想不断开放。面对西学东渐和东学抗争、新潮流行与传统维护、维新改革与革命激变等相互浸染的滚滚洪流,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但接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历练的蒋梦麟敏锐地意识到“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因此,决定自费出国深造,以通过对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理解和掌握来改革中国落后陈腐的传统教育方式。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蒋梦麟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典型代表,其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奉行“进步教育”,主张从当前的各种问题入手,使学生容易理解且对之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使个人原先较小的生活经验圈逐渐扩大等实用主义教育发展理念。蒋梦麟继承和借鉴了自己老师的这套思想教育体系,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必要的革新与突破,在教育理念、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过程等诸多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价值观。

归国后,蒋梦麟积极投身到当时风起云涌、浪潮澎湃的新教育改革之中,并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和教育行政领导等职务,这些经历成为他教育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来源。

1919年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他的离职使得北大失去了中心,各项工作难以展开,具体校务亟待维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蒋梦麟接受蔡元培的委托,暂代北大校长一职,全权处理校务。从这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他离开北京大学,蒋梦麟在北大整整待了26年,在这26年中,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从1930年正式担任校长到1945年离开,他先后主持北大校政16年,因此可以说,这里是蒋梦麟教育理念产生的基地。

在北大主持校政期间,蒋梦麟视学术事业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生命,他认为,“学术兴,则中国之精神必蓬勃发展,日进无疆”。首先,他积极倡导“学术救国”,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通过重视师资选聘、设置研究机构、组织学术团体、加强学术交流等措施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其次,他还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十六字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大的改革。除此之外,蒋梦麟还非常注重改善办学条件,尤其重视图书馆的建设。

蒋梦麟出生于19世纪末这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因此,他对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19世纪后期,中国进入一个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化的“过渡时代”。他强调:“因通商、外交而输入新思想,因新思想而激动政变,经济及社会随之而变,而家庭,而道德,而美术,而人民之生活,均受基本打击而动摇,此之所谓过渡时代也。”他提出,“中国如欲出此过渡时代”,必须养成“科学之精神”和“社会之知觉”。其次,蒋梦麟认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要用智慧来解决。思想不自由,智慧就不发达,头脑就不清楚……要养成头脑清楚的人,入手办法,就是使思想自由发展。”因此,他特别强调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对大学的重要作用。

蒋梦麟一生信奉“学术救国”,他把学术兴衰与社会进步相提并论。在早期的教育论文中,蒋梦麟就曾提出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认为我国落后的现状要改变必须靠教育,方法有两条,首要的是发展学术。他认为学术发达与否,是社会进化、国家兴亡的基础,“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1]这种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直接促使他在深入了解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现状时,提出“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认为高等教育的一大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做真学问,培养做真学问的人。

正因为如此,1919年7月,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的欢迎会上强调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2]他希望学生从政治运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投身到学术研究潮流中去,做到学术救国,他郑重呼吁,“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上,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3]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时候就一直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蒋梦麟一直秉承着这一原则,并有所发展。他认为学术要发展,就必须要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否则研究者只能唯唯诺诺,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无法探得真理,从而抑制了社会的进步。

为了推行学术重于一切的政策,为了提高学术的质量,蒋梦麟在北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重视师资的选聘。他提出:“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4]在他的招贤政策的吸引下,一大批新、老北大人聚集起来,为北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北大的师资阵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重视研究机构的设置。在增加研究教授的同时,北大将研究所扩大为研究院,设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并招收研究生,尤其加强了理科的建设。

第三,重视学术团体组织和学术交流。蒋梦麟非常重视学术团体的组织。他积极倡导各种学术团体,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鼓励学生发表论文,创办刊物,这些学术团体的创立和学术刊物的出版切实起到了活跃学术氛围、交流学术思想的作用。另外,他还积极推动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

蒋梦麟少时在农村求学,乡间生活的宁静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自由,在大自然中,蒋梦麟孩童的个性得以释放,本性得到发展。之后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民主主义教育的先驱杜威,强调教育应尊重儿童的天性,注重儿童个性的养成。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使得蒋梦麟在奉行“学术至上”原则的基础上,也更加地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个人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个人的人格。蒋梦麟指出“所谓人格,就是本个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其蕴也如白玉,其发也如春日,而此特性,此精神,就是所谓的人格”,以这样的目的教育,就是所谓的人格教育,即发展个性、尊重个人的教育。个性主义的教育不只要养成个人人格,还要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这主要体现为活泼的自动的人才!

那么何谓自动的人才?蒋梦麟说所谓“自动的人才”,就是“具远大的眼光、进取的精神。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人未敢行者,我独能行之,人未及知者,吾独察先机而知之。此所谓自动的人才也”。[5]如何养成活泼自动的人才呢?主要有以下几种要求。

一是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凡事须进一步想,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以是而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此种青年愈多,则社会进化愈速。

二是养成健全之人格。体育、美育,两者并进,健全之个人乃成。

三是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蒋梦麟说,以糊涂之头脑解析中国之问题,未有不错乱纷杂者。如欲以教育方法解决中国之问题,当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欲达此目的,事事当以“何以如此”为前提。简言之,就是“能思能行”的大学生。

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是高校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以往的高教体制一直没能解决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理设置问题,不能体现大学的区域差别,不能兼顾大学设置的内在价值和直接服务社会的实用价值,院校的系科设置出现明显的重复、混乱。为此,从教育部出发统观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首要的就是解决大学的设置标准,对院校进行整顿。而蔡元培时期的“教授治校”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分工不明确。在此基础上,蒋梦麟吸取了美国一些大学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的管理经验,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蒋梦麟希望通过对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和整顿,来实现中兴北大的愿望。

教授治学。他认为教授应该专于学术,提出:“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潜心努力学术。”他对教师队伍进行全面彻底的整顿,放手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其选聘原则为“取人才主义”,“绝以其个人能否及肯否负责教授为转移”。由此,当时的北大不拘一格录用了许多新人,延聘了大批留学生,学校的教师队伍焕然一新。尤其是对理科所有的教授进行重新聘任,聘请了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如刘树杞、李四光等到校执教,带动了北大的理科教学和科研水平的突飞猛进。另外,他大力推动教授专任,并设立研究教授职位,以完善激励机制,保障教授生活,使之安心教学和学术。他规定:北大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任讲师;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在聘约有效期内不得中途他去。研究教授制度,则以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大批加盟北大,其要求为“以对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著述为标准”,规定“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努力提高教授待遇,绝对禁止兼课兼事”。

学生求学。蒋梦麟早在五四运动发生后就鲜明地表明了他的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他在首次受托代理校务时召开的学生欢迎会上谈到: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时,一方面对当时学生的抗日举动予以肯定和保护,且不断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出面介入对日交涉,但同时认为学生的职责就是为民族复兴和未来的建国保留读书的种子,希望年轻学子“不要别生枝节,虚掷光阴,作无谓的牺牲”。为此,他以引导学生专心求学为目的制定了严厉的学生管理制度,如1932年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强制学生专心向学。

蒋梦麟鼓励学生自治,他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30年代的北大,在蒋梦麟的创导下,在学生管理上保持着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鼓励学生各就所好,专心发展。

职员治事。蒋梦麟先生力图以美国大学的管理思想来改造北大,将学术与行政事务明显地划分开来,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事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同时,蒋梦麟先生把办事人员与教师的选聘区分开来,“名师当以知识、人格为标准。干才当以温、和、能事及有普通知识为标准”。这样,制度上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事务的现象,使教授能专心治学,强化管理效能的发挥。

校长治校。这一思想原则迥异于蔡元培先生的“教授治校”。虽然蔡元培先生的“教授治校”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渐渐显现。蒋梦麟在继承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革新与发展,提出了“校长治校”的思想。他认为各个职能应该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教授应该专注于学术,而学校的校务应该由校长来治理。蒋梦麟倡导的校长治校,并不是盲目地由校长用集权来治理学校的事务,而是由校长统领、发挥专家作用的治校模式,是大学管理制度建设的基础。在行政管理中,决策权的相对集中为作出高质量的决策提供了保障,而教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一旦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是没有效率的,也是不科学的。

校长治校,要引导学生形成核心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蒋梦麟先生所持有的“读书可以救国”的价值观,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当时北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领导者而言,对学生的教育,应秉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维护学生的发展权益,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学生管理,教会学生行使公民权利,促进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这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所面临的重要责任。

不可否认,蒋梦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学术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而且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因此认真分析研究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是非常必要的。蒋梦麟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既要看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也要注意到其思想中的进步性,不能因为他思想中有消极因素,就全盘否定他对北大、对我国教育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目前,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教育普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学术方面。虽然近几年大学一再从精英教育转为平民教育,但是相对地,学术氛围也渐渐降下来。现今的大学和传统的大学已经相差甚远。因此,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改革大学管理模式,已亟不可待。

蒋梦麟的个性主义教育观对当代中国教育者有很大启示,他的教育观中要求学生自动、自主去学习探索,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同时辅以学生自治,在学生团体中自由发展,培养健全之个人,注重美育与体育,从而增加个人之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并且社会也要成为进化之社会,施行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的教育,保障个人之自由。个性主义教育的目的立足于增进个人价值,尊重、认识学生个人价值,培养健全人格,一切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个性为本,这与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我国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但在现实中不尊重学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教师体罚学生的事件,这对学生心理发展、个性养成极为不利;并且,相较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则更注重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专门人才,这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值得我们反思。蒋梦麟的个性主义教育观对当代社会形成个人个性提出了要求,对中国施行个性主义教育有极大借鉴意义。此外,蒋梦麟的十六字教学管理方针也非常契合当下大学的管理模式,但是如何提高各个部门工作的效率,使各部门的职能最大化,这也为我们当下的大学领导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马寅初: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实践者

马寅初(1882—1982),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新中国建立后,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著述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49—1951年期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马寅初先生一生历经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在清末民初他是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以笔为枪的民主革命战士,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的腐败。虽历经牢狱之灾,仍刚正不阿。在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先生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先生全力投入建设事业,为国为民,求真务实,对新中国的教育、经济、人口事业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学者是正义、智慧、坚毅的象征,是人民群众寻求真理的代言人。马寅初先生不愧为一代楷模,他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铁肩担道义的真心,始终伴随他研究的全过程。“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他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奔走,播撒学者正义良知,无论是息烽、上饶集中营的铁窗,还是重庆歌乐山的软禁,他都不退缩、不避嫌、不怕压,毫不动摇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诚心实意为民众出主意、谋利益。当下,重温马寅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卓绝风范犹如暗夜中的一盏灯、对迷离者的当头一棒,催人奋进。

一、注重师生参与,理论联系实际

(一)贯彻民主办校精神,加强学校管理力度

充分调动师生参与学校事务积极性,提高办事效率。如马寅初出任浙大校长后,“深觉本校的组织庞大,不够联系”,倡导建立院务会议和系务会议制度,加强学校各方面联系。为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马寅初创立了学校代表大会制度。1950年4月1日,浙江大学第一次全校代表大会召开,马寅初号召“人人提提案,个个想办法”,极大激发了广大师生建设新浙大的热情,提案高达900多条。马寅初依靠群众、发扬民主,运用代表大会形式来管理学校,创办了新中国大学治理的一个典范。

(二)强调理论与实际的联合

马寅初注重教育服务当下社会的功利作用,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运用书本结合实践的新教学方法,倡导课堂教学与实际劳动两者的结合。在马寅初教育方针的引导下,畜牧兽医学系师生为学校附近的农民医治家畜,土木系学生参与治理淮河建设,植物病虫害学系师生定时下乡防治果树虫害。一系列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使学校办学与知识指导实践真正成为一体,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使知识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切合实际需求的专门人才。

(三)注重政治学习、思想改造

马寅初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教育机制中的作用,主张“将旧的大学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大学……必须加强全校师生员工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是改造一个旧大学的中心环节,否者(则)一切改革都流于空谈”。为了达到这一预设目标,他对课程形式和课程内容施以改革,废除了于实际不甚需求的伦理学等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发展史”为各专业学生必修课程。另外,马寅初聘请严仁庚等一批国内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在他的热情邀请下,甚至浙江省委领导都来学校教授课程。马寅初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在全世界成为地球村,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交流日益密切的当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文化和观念都似潮水般涌入我国社会。在多元文化同时共存的背景下,面对斑斓世界五彩纷呈的诱惑,由于平时教育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重视及学生自身心智的不成熟,一些学生很可能出现集体价值观念淡漠、国家观念模糊的情况,对于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的我国来说,这是十分不利的现象。而马寅初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告诉我们:对学生思想政治课的投入和重视不容改变。

二、对女子教育的探索

(一)女子理财教育

自古以来,妆奁都为女子所钟情。马寅初却认为妆奁多为装点门面之奢侈品,一般情况下并无多大实际作用。所谓一钏一钗所费者多,其用则寡。“与其要过时不能穿之衣服,何如要永远能用之银钱。银钱既可买公债股票,亦可储蓄于银行钱庄。”马寅初用他经济学的理论告诫女子对金银首饰不要过分迷恋,不要将大量金钱花在服饰的消费上,与此相反,将钱用在公债股票方面则可增值。

在经济领跑一切的当下时代,理财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乔布斯到股神,财经类书籍到处充斥着人们的视线。然而,高效理财观念的培养要从幼时开始,尤其对掌管家庭生活(也即传统所说的“主内”)的女子来说,养成理性的理财观念不论对自身还是对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马寅初主张女子在平时养成合理的理财观念,可谓对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良多。

(二)因“性”施教

“男女两方因为心理上和生理上种种的不同,所以这种平权运动到底不得不受若干的限制。例如,企求光荣、权、发财致富、自私自利都是男子的特长都是男子心理作用的表现,女子的特长是:爱、道德、心细、节省等,即以爱而论男子就不及女子,女子处处用爱的精神去待人接物。所谓慈母就是从这个爱字叠出来的了。诸如讲究道德,做事精细,不好浪费更不消说都是女子之所长,男子之所短。”马寅初在《女子之正当运动》一文中如是表述。他看到了男女因性别造成的不同,男女因性别不同所造成的不同优势,对症下药,认为对男女学生应该施以不同的教育,也就是我们日后常说的因材施教,只有量体裁衣才能取得最好的教育结果。

“无经济知识则不知运用其资产之道,于是侥幸之心希发意外之财,故不仅女子为然……”马寅初谆谆教诲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更多未接受教育的女子走进学堂,接受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从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以充分了解社会的前进动向,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使自己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充实,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女子教育影响下一代

在任何一个家庭对子女施以教育的过程中,母亲扮演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母亲毫无疑问是家庭教育中的关键人物,在孩子身上造成的影响将是永恒的。子女小的时候如能接受良好的母教就能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倘若儿童年幼的时候没有受到母亲良好的教导,那就会成为儿女今后成长道路上的大问题。这正如马寅初所认为:儿女无母亲之慈爱,长大性格必多恶劣,多为社会之重大问题。如果母亲接受了良好教育、文化程度高且有空暇教育自己的子女,那么子女的综合素质必定会得到不小的提高。子女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势必也会带动整个中国国民素质得到提高,这样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马寅初主张女子接受教育不仅是为了让女子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从而在将来的打拼中多积累一份资本,也是为了通过提高母亲的素质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马寅初还认为要想有效解决我国政界的贪污问题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子女从小就要受到母亲的悉心教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只有母亲以身作则,给子女造成良好的影响,才能逐步解决贪污腐败问题。马寅初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追根溯源,可谓是高瞻远瞩。

在科教兴国成为治国战略的当代,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目前,中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青壮年文盲人口已经降低到4%左右,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从1949年前的1/46提高到目前的1/7,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成绩斐然。每年接受各类培训的城乡从业人员近1亿人次。全国已有80%以上的乡镇和40%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成人教育培训网络。全国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达2000多万。

中国教育发展的各类指标基本上都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教育发展及其增长来看,中国领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的时间。“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也大幅度増长,我国教育事业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和谐的地方。一些学校为了在日趋激烈的校际竞争中胜出,不惜压缩学生的休息时间以加大学习力度,构建所谓的“火箭班”“尖子班”,不仅让众多的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苦不堪言,更主要的是摧残了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学习在他们眼中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不再是充实自我、实现自我梦想的有力手段,教育的功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部分家长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众人眼中的神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把孩子送去各种各样的外语、音乐补习班,试图让孩子成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这一切在出自家长良好用心的同时却忽略了孩子自身兴趣之所在。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虽然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并已经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人口素质的差距依然很大,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至少落后四年。当今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就必须具有人才优势。人口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决定人口竞争力的关键是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素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教育。如果说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那么,今后的发展就面临着如何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第二次跨越。与第一次跨越相比,这一次跨越的难度更大,教育在其中承担的任务也更艰巨。

要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就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积极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国家战略。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更多地向人的发展投资,加快建设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体系,从而形成以人的全面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机制。重温马寅初根据学生(女子)的特性施教的教诲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马叙伦:从晚清到共和国的教育家

马叙伦(1885—1970),现代学者、书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男,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于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苦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949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务院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马叙伦是著名的爱国民主革命家、学者、教育家,一生经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并在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多次参与执掌中央教育行政大权。作为革命家,他英勇无畏,坚贞不屈;作为著名学者,他在语言学、文字学、书法等方面造诣深厚,留下大量著述;作为教育家,于民国时期提出的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旧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对丰富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进而更深入了解当今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早在清末,马叙伦就投身教育事业,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民国时期,他三次担任教育部次长,四次任教于北京大学,多次领导教师和学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成为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952年11月,他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在担任教育部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的高等教育思想。因此,其教育思想无论在晚清、民国,还是在新中国,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教育有如此渊源的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演变和发展,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叙伦教育思想的产生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

马叙伦出生于1885年,正值清末,祖父三考出身,父亲做过县学生员,因此,他也称得上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那时,新学尚未兴起,学生进的还是私塾,因此,在他尚未满5岁的时候,父亲就请了先生为他破蒙,破蒙时,马叙伦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小学韵语》,此书极其重视启蒙作用。1899年,杭州养正书塾开办,这算得上是当时的新式学堂,马叙伦在父亲的盟友宋澄之先生的帮助下进去学习,在这里,他陆续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如王夫之的《黄书》,该书成于1656年,犹如一本民族宣言,写了祖国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对民族利益的关心超过了天经地义的忠君观念,这对马叙伦民族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他还读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马叙伦逐渐懂得民族民权观念,也懂得革命的道理了,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教书和革命生涯中,一直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学生,指导自己的行动。

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一生的影响相当深刻。这从他早年在《新世界学报》和《政议通报》发表的文章可以略窥一斑。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无国粹则不可能独立并长久存在,中国本来是一个国粹最丰富的国家,之所以陷入当前积贫积弱的境地,就是不能显扬和发辉自身国粹的缘故。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很有积极作用的。辛亥革命后,他自己并不讳言曾受过康有为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君主立宪,他此时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目的还是为了反对清政府。清朝末年,一些学者通过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比较,深切地感到汉字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进而富国强民方面,实在是难学而不便,因此,提出废除汉字的偏激观点。马叙伦毫不犹豫地起来反驳,为汉字辩护。首先他驳回这一观点,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是世界都知道的,我们中国的文字在现在各民族的文字里,显然是特殊的。”他还勇敢地站出来说:“我在学术界的立场,愿意来做这种工作”,“我在中国国民的立场,想把自己的文字真面目究竟怎样,弄个清楚。”把爱国情操、民族正气、务实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在这个领域兢兢业业研究几十年,即使在抗战时的艰苦岁月中也没放弃,就是由于这种爱国精神的支持。

作为一位出生并成长于清末民初的人,马叙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有深刻的了解,在语言学、文字学、经史、诗词以及书法、书艺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和精深的研究,但他又不同于一般学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不断地扬弃,所以旧的文人习气在他身上找不到痕迹。他一生自强不息、勇于奋斗、追求真理、甘于奉献,关注现实人生的入世哲学,蔑视那种贪生怕死、追逐名利的小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崇高精神都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体现,他希望通过教育事业来革新人民思想,提高大众文化水平,重视学习传统文化也一直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著名历史学家陈黼宸对他的影响

陈黼宸,字介石,1859年生于浙江瑞安虹桥里,16岁交陈虬,19岁交宋恕,20岁考取生员,业师孙锵鸣赞赏他的课作,誉为县学中的龙门飞将,24岁加入求志社,从29岁掌教乐清梅溪书院直至逝世前,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十几所学校任过教,桃李遍南北,被称为“海内师表”。1900年,马叙伦开始在杭州养正书塾接受陈黼宸的教诲,之后在十几年中,他一直追随恩师,在做人、教学、治学和思想上无不受到陈老师的影响。

陈黼宸老师是一位开明的教师,在养正书塾,他一改过去旧书塾里的师生关系,建立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模式,采取平等教学的方式。后来马叙伦升为师范生的时候,教法采用陈老师的方法,用民主教学的方式,打破旧式课堂中的旧模式。陈黼宸生在晚清,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深感愤恨,在老师的影响下,受到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建立共和、主权属于人民等思想影响,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在此时,马叙伦的民族民权观念初步形成。1904年,陈黼宸接办两广方言学堂,是广东办学最早、规模最大的外语高等学校。陈黼宸还为国学保存会讲解经世致用思想,由马叙伦做笔录,这对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影响。在治学上,马叙伦也深受其影响,陈黼宸论史时,不为名教所束缚,而能实事求是客观看待历史现象,这在当时的中国来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除此外,马叙伦在学做古文上也深受其影响。在新中国担任教育部长时,马叙伦在一些会议上多次提出,关注民众教育、工农教育、少数民族教育,要让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关系国家的根本大事,实际上继承了陈黼宸关于人人共享教育权利的观点。陈黼宸去世后,马叙伦万分悲痛,他曾深情回忆道:“先生教人,诲之不倦,尝设耑启发,及学者有所悟,则申之以问难,而终沛然尽其所怀,满学者之意而止。故从先生学者,各以其资,有所成就,学者以是厌伏。”读之令人动容。

(三)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他教育思想的影响

19世纪的中国,足以让每一位有骨气的中国人,扼腕叹息,义愤填膺。当西方列强已进入工业社会时,中华大地上还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清朝统治已发出腐朽之气。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处于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一百多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的改变是最难以实现的,它涉及一种文化的信仰体系、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改造,并进行新的思想文化、道德规范等价值观念的教育,以促使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的产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使命是马叙伦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鸦片战争后,尽管有少数几位开明的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他们也只是从器物层面倡导向西方学习,这难以应付世界潮流的冲击和变化。但是,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放弃对富国强兵之路的探索,早期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断地拿出实践方案,尽管不断失败,但总有一些仁人志士又站出来进行新的探索,辛亥革命更是带来巨大的冲击,并最终推翻清朝的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中国依然处于贫穷落后当中。这种社会现实,使许多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国民众思想观念落后,要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的力量,而激励民众的途径,只有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教育改造。马叙伦根据时代要求,主张通过教育增强人民的危机意识,改造人民的思想,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紧接着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和不满的宣泄口,马叙伦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学者,较早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其思想不能不受到强烈冲击,“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的思想在此阶段得到发展。马叙伦从思想到行动,都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北京政府穷兵默武,使得全国教育界经费毫无着落,教育界又发起历时几年的索薪运动,马叙伦在这场运动中又充当了急先锋,为挽救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叙伦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1936年,由他和一些爱国学者组建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正是经历了如此复杂多变的时代,马叙伦的教育思想才具有如此鲜明的时代特色,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二、马叙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整顿教育的思想

1922年1月,马叙伦作为实际教育调查社浙江省代表赴京,提出整顿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经《民国日报》刊出,在教育界产生较为强烈的影响,被当时教育界人士称为“差不多是从事实际教育者所同认为有急起改良之必要的”。

第一,组织教育调查机关。马叙伦在研究各国教育调查办法的基础上指出,各国往往是由几十位教育专家组织一个教育调查团体,需要使用若干调查经费,经历若干年月调查,方能形成若干册教育调查分类报告书。他主张:“吾国欲举行全国教育调查,事其繁难,不如由各省自行组织教育调查之团体,筹以相当经费,详订调查方法,分赴各地,作实际的调查。”他强调,教育调查表册不可委托他人填写,必须是调查者亲自考察而记录下来的。如此经过若干年月之后,就可以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教育的具体实况。

第二,改良视学制度。视学制度即教育巡视、督促、检查制度。针对民国时期视学变成了“吃饭机关”,“养老或过渡的职位”,已经腐败不堪的状况,马叙伦提出采取七项措施加以治理:其一,修正视学规程。其二,详订视学庶务细则。其三,严格选拔视学人才。其四,不许视学捏造报告。其五,视学报告必须详细记述各项教育实况。其六,每年必须将视学报告汇编成册,分送各地教育家研究。其七,视学应当分科担任,例如理化科视学就专门视察理化教育实况。

第三,整顿中等教育。首先,整顿校长任用秩序。马叙伦痛斥当时盛行的中等学校校长官僚化之风。“近年各省中等学校校长莫不视同官吏,学校则视为市场。运动校长者,大半为图利,小半为造资格,其真心办教育者最小数耳。查吾省在省垣运动校长者约百余人。闻江苏省之候补校长,其数亦以百计。教育厅每委任一校长,非承长官之命,即徇巨绅之情。其人才之当否,问非所问。”他指出:“此为地方教育最危险之点。”他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教育学家孟禄的观点比较接近。孟禄在中国调查教育期间,认为中国中等教育缺点最多,而校长官僚化首当其冲。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叙伦主张,教育行政机关应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校长选任程序。其次,解决中学毕业生不能自谋生活的问题。马叙伦指出:“查吾浙每年中学毕业生千余人,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皆为游民,甚至三五元一月之生活,且不易觅。家庭社会,大受其影响。现各中学四年级生,大多数皆抱有极大恐慌。其恐慌为何?即毕业后如何生活之问题是也。”为此,他提出“要使学校社会家庭化”。再次,加强实验教学。马叙伦对当时中等学校普遍不重视实验教学的问题作了尖锐批评:“查吾浙中等学校教授法,多偏重书本,不求实验。故所习科学不能致用教科书之程度。学生考试之成绩虽优,然所学一无所用。即就中、英、数等升学必修之科目而论,亦无实际之学力。他若物理、化学、博物、手工、图书等科,毫无实验成绩。推其原因,大半由教员自乏实验能力所致,即如最近南京高师、北京高师毕业者,亦多缺实验技能。理化教员不能解剖说明电话电灯之构造者,有人目睹。”为此,他主张加强实验教学,尤其是建好理化实验室,实现多所学校共享实验设备,发挥实验设备的最大效率。“最好合数校之力,共设一所,将现有仪器归并一处。另由省酌给购置费,添置必需各件。”

提高小学教师的素质与待遇。马叙伦认为,应当提高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他指出,小学教育存在着教员不合格的严重问题。“查吾浙现有小学教员,总数不下一万九千人。就中师毕业者不过一千五百余人。受检定合格者一千三百余人。而未受师范教育且不合检定资格者,尚有一万六千余人,以如此不谙教育之人,任其摧残儿童身心,教育上之危险,当有甚于此者?”为此,他提出“培养师贤,甄别小学教员,实为目前急务”。同时,强调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马叙伦指出,小学教育还存在着另一个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教师薪俸过低的问题。“稍有程度者,每不安其位。”他强调,整顿小学教育,非先筹足小学经费不可;县税如果不能足额支付小学教师薪俸,就应当从省税、国税之中筹集。

(二)教育宗旨思想

1929年5月13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以无线电台广播讲演的形式向全国阐述了教育宗旨问题。马叙伦首先阐释了什么是教育。他说:“教育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教育的解释虽然现代的教育专门学者尚在各下各的定义,就中国的字义来说,不过是使人们觉悟和生养生长的意思。换句话说,教育不过是指导我们人类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方法之一种工具,就是把人类从前求生存方法的各种经验,和将来怎样才可以得到更美满的生存方法,一五一十地来指教现在的人类。”他高度评价了教育的作用:“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事业,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得住脚,非从教育上立基础不可。”进而强调,教育必须随时代而前进,“一个国家的教育因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必须有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一个教育宗旨,然后才能养成人民的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得到人民美满求生存的效果。”

马叙伦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作了深入阐述。他认为,中国当时最急要的是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问题一日不解决,纵然拥有富饶的土地,纵然蕴藏着最丰富的资源,但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依然会很落后,依然会导致民穷财尽,导致中国人民一日不能生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类能得到求生存的方法,如此,教育就应当注重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三民主义’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利器……‘三民主义’虽然有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而它的本体实在是一个民生。”因此,“教育是要以我国的‘三民主义’作根据,以‘三民主义’实现后的大同世界为最终目的,我们就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意谓教育要能充实人民的生活,要能扶植社会的生存,要能发展国民的生计,要能延续民族的生命,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马叙伦认为,中国此前的教育政策差不多可以说是采取放任主义,这直接导致“六滥”“四恶”和“三害”。“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之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四恶”即“学校往往成为个人制造势利之工具,一恶也;教员与学生虽有天才,亦遭其戕贼,二恶也;不能养成一般青年之学问品格与技能,只反增青年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三恶也;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断丧民族托命之根,四恶也”。“三害”即害个人,害社会,害国家。他提出,要“将放任主义,一变而为严格主义;要取严格主义,教育宗旨里面所定的各项才可以做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马叙伦对教育宗旨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年之后,他退出了国民党,对教育宗旨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1945年,他甚至对原先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异议,认为国家对于教育的要求不再是符合“三民主义”要求的教育。

(三)高等教育改进思想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叙伦在上海《周报》上发表《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等教育改进思想。

马叙伦指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胜利,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三大弊端。弊端之一,“集中都市之不当”。他说,北平是中国旧时的政治中心,按人口比例,是应当广设学校,但是高等教育机关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区域,在此设立多所与工商业环境相对应的专科以上高校比较合理。但是20年来,专科学校寥若晨星,而大学却多而集中,其适应于环境需要者固寥寥也。”弊端之二,“学科重复之弊”。他指出,北平、上海各大学普遍存在着学生上课人数少而教员兼课多的情况。即学习同一科目的学生人数少且分散在各高校中,导致教员供不应求。各校同一学科往往要聘请同一名教员讲授,这些教员风尘仆仆奔波于各校,耗费的时间相当多,虽然只用一种讲义就可以敷衍学生,但是教员每天主要忙于上课,就造成他们没有时间加强修养。弊端之三,“重要实科之不足”,也就是与民族、民生前途关系紧密的一些学科,如医学、农业、工业等科明显不足。他说:“以吾国土地之广大,人口之稠密,疾病死亡率之高,大学中设医科者竟寥寥,即医科专校亦极少。至农工学科之设置过少,尤为人尽皆知之事实。今后尤当一面裁并重复学科,一面增设社会需要之切要学科。”

马叙伦主张,从体制、学科设置、地域分配、名称、私立高校、师资、校长七个方面来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

其一,实行两级体制。主张高等教育机构只设两级:第一级,研究院;第二级,大学与学院。专科学校与学院实质上没有分别,不必多立名目。像音乐专科学校这类高校如果要改为大学,可以用学院的名称。不要设立医学方面的高等职业学校,而农、工等科则可以设立高等职业学校,归入中等教育的高中阶段。

其二,多科联立。马叙伦提出,国立大学应以多科联立为原则。人文科学院、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应用科学的医学院为大学必设的学科机构。农业、工业等科,则应以空间分布的关系而进行增减,且必须考虑该区域的社会需求,设立的地点不一定是省会,如果地方辽阔、环境需要,则不妨设分院。省立大学以单科为原则,也应当视环境的需要而确定。如果当地已有国立大学,新设立的高校应当避免同其学科重复。

其三,调整地域分配。马叙伦建议,多科联立的国立大学,除首都、蒙藏外,其他的都依据地域远近、交通便利程度为原则进行划分。可将全国分为十二个区,“相其地宜而置设之,使其四方之人皆得就而学焉”。又可在此基础上划分为四个大区,因地制宜地设置研究院,以使想继续深造的大学毕业生有地方学习,想要做专门研究的教员有地方进修。

其四,慎重确定名称。马叙伦提出,在确定高校名称时,一定要慎重,“以免向来为此争执之弊,如十八年本撮并北京大学及工、农、医等单科大学为北平大学,卒以北大学生力争北大名而两校对立”。

其五,平等对待私立高校。马叙伦主张,私立高校不应当嫌它多,但也要绝对不允许它以营利为目的。在教育设施建设第一阶段,私立高校应侧重于实科学院的建设,建设标准应与国立、省立高校完全相同,“必不容草率取具”。同时,“无论国立、省立、私立之高等机关之设备,必与世界著名之同等机关声息相通,年加充实”。

其六,充实师资。为了解决高校教师学术程度不足和良莠不齐的问题,马叙伦建议聘请正在休假中的欧美著名大学教授来担任特别讲座,能聘请其为常任教授,自然更好;与欧美著名大学交换教授;送休假中的教授赴欧美著名高等学术机关研究学习;严格评定教授资格;国立、省立、私立大学轮流交换教授,以一年或两年为限。

其七,任用有资望的学者为校长。马叙伦指出,欧美、日本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年龄在60岁以上且在学术界有资望的学者。在国民党统治下,“今国内大学校长之资格,几皆以党员为原则,亦即以在学校内造成党之势力为办学原则,于是连带亦造成其个人势力,而终则内部之倾轧亦起,教育二字可以高挂不谈矣”。他主张,研究院、大学、学院的院长、校长,都应当由学术界有资望的学者担任,而且各校校长应当每三年轮流调任一次。

此外,他还提出,为普及教育起见,中小学教师必须了解汉字的构造。这些思想促进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旧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一些思想,如“严防校长官吏化,学校市场化”及学校教育要社会化与家庭化等,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马叙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不仅对当时的教育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作用。马叙伦从教育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提出过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教育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对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马叙伦强调启发式教学,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思想,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要解决民生问题、重视师资培养、关注教师待遇及关注学生健康、减轻学生负担等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进步性和生命力。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马叙伦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确定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时,要根据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教育符合时代要求,从而促进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马叙伦所倡导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因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必须有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一个教育宗旨,然后才能养成人民的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得到人民美满生存的效果。这种教育要与时代相结合的观点,对当代的教育是有启迪作用的。

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候,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发展教育事业,要紧密关注本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教育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教育事业是中国整个社会的重要环节,发展教育事业,必须要从当前的中国实际出发,认真了解和汲取国际上的有益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教育发展战略。

(二)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马叙伦认为学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书本知识,即历史告诉我们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社会知识,是生活告诉我们实际的真理,不要只死读书,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让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去,运用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用结合起来,以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可以促进生产发展,而劳动又是实施教育的重要手段,教育和劳动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对高等教育,他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为国家建设服务,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反对各种形态的脱离实际的思想,同时又要认识教育要贯彻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们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学生深入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去除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三)自强不息和努力进取的爱国精神

马叙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他的最高学历相当于今天的中专,但最终能进入主流教育界,而且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匡世救国的人格风范是分不开的。他把教书育人,救国、争民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生宦海浮沉不谐俗,为争民权奔走呼号,留下大量铿锵有力的政论文;他发起促进民主、改革高等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早年执鞭北大、革新浙江一师,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庄子义证》等巨著。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高教部部长,积极从事文字改革,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他不仅是一个民主斗士,也是个身无媚骨、学识精湛的学者。马叙伦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及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对推进当前中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素质教育,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纵观马叙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既是他长期生活工作的体验和总结,也是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提出的时代要求。近代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故步自封,在复杂的时代中没有迷失方向,诚如许嘉璐先生所云,旧式教育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前辈提供了至少两样东西:“一样是传统道德中积极的一面,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清高;另一样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由此产生的对中华古国的热爱与忠诚。”这两样东西在马叙伦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马叙伦根据自身经历,高瞻远瞩地提出的许多有关教育的新观点和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不谋而合。例如,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办学、重视体育教育、教育民主、专家治校、重视师资培训、实行义务教育、提高教师待遇等关于高等教育的教学理念,注重高等教育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应该密切和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相统一,防止教条主义的偏向等。

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教育改革也进入深化阶段,教育事业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要长得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离不开肥沃的土壤、科学的养护;人才的成长发展,同样需要沃壤与呵护。在此时,我们重温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对逝者的敬意和怀念,更是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他的教育思想必将得到继承和发扬。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知行合一者

陶行知(1891—1946),汉族,祖籍浙江绍兴陶家堰。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师从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等职,并创办了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著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著作。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为中国的教育发展探寻新路。他在批判他吸收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用毕生精力创造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内容涉及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儿童教育、教育普及等思想。这些理念以其创新性和先进性,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还以“甘当骆驼”的精神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任劳任怨,矢志不移,其精神为同仁所钦慕,为后世所敬仰,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郭沫若),“万世师表”(宋庆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钧儒),“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林伯渠)。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终身教育”的主张,形成了其独有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也是其教育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资源。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出发,站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高度,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陶行知教育思想这一优秀的文化资源,寻找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最佳结合点,指导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和实践。这对于推动新世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活即教育

关于“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解释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并认为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在他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蕴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故而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他倡导开放型的、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新型教育,反对旧传统中封闭式的、僵化的教育。他不赞同中国传统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认为那样会使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主张学生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并掌握知识,“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如针对当时教育脱离实际的情况,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他还专门创办了晓庄学校,用来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他鼓励师生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要求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都是对学校与社会割裂、书本与生活脱节、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传统教育的反驳,其实质是使教育与生活和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这一理论对纠正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和广大民众实际的流弊,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往往把学生禁锢在书本中,教育与生活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割裂,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都奔着“成绩”而去,所谓“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在此种评价机制下,学生和老师很容易失去自我,这样的教育也只会让学生越学越厌,老师越教越累,甚至出现一些高中生、大学生毕业后集体烧书以示解放的现象,直至步入社会后还畏书如虎。故而有必要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一方面将生活引入教学,将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转化为知识,用以教育学生,培育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将学习融入生活,让知识在学生的生活中得到运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通过学习解决问题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育与生活的脱离,学生才会把学习当作一种终身依赖。

二、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这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学校即社会,就好象(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且这种教育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成了一道高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隔开了。“社会即学校”则“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办成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其根本思想是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其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教育与生活相脱节,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其逻辑的延伸与保证。“社会即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这对于我国现今的教育制度改革也有启发意义。当前不少人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一心只读圣贤书;中小学校在升学的目标导向下,也只希望学生一头扎进书堆中,少管“闲事”。长期的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单行道”,已使学生成了笼中之鸟,即使打开笼门,他们也没有胆量和能力展翅翱翔。教育评价只培养智力,不培养能力,完全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使教育完全蜕变为消费性产业,不能为生产提供优秀的劳动者,使社会生产缺乏后劲。“社会即学校”主张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打破原先教育的窠臼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他所提出的“社会即学校”还包含着大众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元素。陶行知认为,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统治阶级实行的是贵族教育,是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而“社会即学校”则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即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教师也可以更多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做师生。由此使教育不是少数贵族的事,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事。这种平民化的教育立场,对于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

三、教学做合一

“生活”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亦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陶行知认为“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主张以“做”为核心,充分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智力。这种“教学做合一”主张,是针对当时国内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以“教”为中心的现象提出来的。陶行知认识到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以书本为唯一工具”,鄙视社会实践,且“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的痼疾,使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异化为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关系。而教育面对的是人,教育之中的人,是处在生活世界之中的。“教学做合一”的实质就是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教”是老师对知识的传授,对行为的引导;“学”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对事物的认知,对行为的规范。要实现“教学做合一”,一是要求老师的“教”不能是单纯的知识灌输,必须通过“做”的展示让学生加深理解;二是要求学生的“学”不应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必须通过“做”来提升吸收和运用能力;三是“做”应该围绕教学需求来设计,提高“教”和“学”的有效性。此种教学理论是在“教学合一”的教学观念上发展形成的,是我国近代新教育产生以来,在教学思想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变革。目前,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无需进行太多思考,只要学会就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价值及多种需要与潜在能力,使课堂教学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使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进而使教学本身也成为导致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因素。陶行知主张“以社会为学校”“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强调社会实践的教育思想,可以启发我们改革校园灌输式和封闭式的教学模式;他提倡的启发、自动、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也可以启发我们改革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采用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效制宜的灵活方式来教学。

四、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的理念,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活教育是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向前需要而教育。从生活的横向展开来看,过什么生活就是在受什么教育;从生活的纵向发展来看,生活伴随人生始终,因而教育也应该如此,即“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包含了“成人教育”的思想。过去一提到教育,人们就联想到学校,认为只有学校教育才是正规、正统的教育。陶行知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培养“健全之公民”,发挥教育的成效,既要依靠普通教育、学校教育,又要发挥成人教育的作用,把各类成人都纳入教育对象的范围中来,“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生活教育很早就提出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终身学习的教育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教育地位和价值的认识,迎合了成人教育的特点和需求,对于纠正我们目前成人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视“科学”忽视“人学”,尤其是忽视学习者“做人”等缺弊,具有很现实的启发性;他关于成人教育的一系列教学方法的论解,对改革我们目前成人教育教学方法单一、机械、缺乏生机的状况,也很富启发性,值得人们很好地发掘、整理、吸收和利用。此外,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还包含着教师教育的积极元素。陶行知说:“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好的先生必定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我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须有一桶水,实际上教师只有“一桶水”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应该有“源头活水”。当前,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教师必须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随着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的增多和自我教育能力的不断增强,教师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学生的情况已屡见不鲜。“教学做合一”对教师的思维方式、教学能力以及手段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要求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学习,不断为自己“充电”,这与教育的现代化对教师在知识结构上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它既具有中国特征,又反映了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趋势。作为我国教育遗产中的一块瑰宝,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时代呼唤创新精神和创造人才的今天更加熠熠生辉。我们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学习陶行知先进的生活教育理论,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更好地为发展今天的教育服务,以便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出适应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来适应时代发展对于教育所提出的要求。

夏丏尊:人格和爱的教育改革者

夏丏尊(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名铸,字勉旃,后(1912年)改字丏尊,号闷庵。浙江绍兴上虞人。自幼从塾师读经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中秀才。次年到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改入绍兴府学堂学习,都因为家贫未能读到毕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借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毕业前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但因申请不到官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辍学回国。夏丏尊是我国语文教学的耕耘者,他同叶圣陶先生一样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思想、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学生,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下力尤深,成果卓著,被几代中学生视作良师益友,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

夏丏尊的教育思想主要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去窥探:以教师的身份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语文教学上提倡语文教学改革,包括提倡白话文但也修文言文、考试改革等;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这些教育思想都是以学生的立场出发,对学生而言就是甘霖雨露,所以他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会如此的成功,对当代的语文教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丏尊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该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南方新思潮的重要发源地。鲁迅、许寿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曾共同发起一场学潮,反对以道学家自命的监督,并迫其辞职。民国2年(1913),夏丏尊自告奋勇地兼任了该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所谓“舍监”,是近乎现在的“训导主任”之类的职务而又不同的,总之是管理学生的事情。舍监一职,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为学生所轻视,顽皮的学生竟胆敢和舍监先生开玩笑,有时用粉笔在他的马褂上偷偷地画乌龟,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结子上。)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力主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夏丏尊认为真正要从事教育事业就要抱定硬干的决心,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因为他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服软。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他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是谁。饭厅风潮要是发动了,就对学生说:“你们试闹吧!我不怕。看你们闹出什么来。”人群中有人喊“打”了,他就大胆地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学生无故请假外出,夏丏尊死不答应,宁愿与之争论一二小时才止。每天早晨,如有睡着不起的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闹,就去干涉制止,熄灯以后见有私点洋烛灯者,立刻进去把洋烛没收。夏丏尊不记学生过,有事不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最初几天向教务处取了全体学生的相片来,一张张地摆在桌上,认识学生的面貌、姓名及其年龄、籍贯、学历等。

夏丏尊在那时,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当时他的绰号,先后有阎罗、鬼王、夏木瓜(因学生看见夏丏尊头大而圆,故取此绰号)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

一连这样做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而治”了,这便是他的成功之处。著名的漫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当时就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曾受教于夏丏尊与李叔同,而且深受他们两位的影响,他曾为文追忆两位先生不同的教育方式。夏丏尊与李叔同对同学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的是“妈妈的教育”。

他读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这也正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爱的教育》是他翻译得最成功的一部教育著作,序言中他说:“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爱的教育”的理想。有同事回忆他执教春晖的情形,“穿一件竹布长衫,略蓄短须,看到学生眯着眼微笑……”可一旦他察觉到学生有什么不当的言行,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学生们称他为“妈妈的教育”。假日学生出门,他会殷殷地拉着学生叮嘱:“勿吃酒!铜钿少用些!早些回校!”夏丏尊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于国内,深入于人心,取作国文教材。

二、语文教学改革

夏丏尊尤其重视教学的改革。夏先生在春晖中学教国文,就对国文教学作了重要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改革

夏丏尊和他的同事们将国文分为必修科和选修科。必修科的教材有两种:一是商务版的《国文课本》;一是教师自编的《选授讲义》,包括范文选读、语法、作文法等。这些范文多采自《新青年》《新潮》《向导》等进步刊物,令学生在语言文字、写作方法上得到借鉴,在思想、道德、情操上得到熏陶。

夏丏尊在语文教学上,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但是他也不反对教文言文。对于初中要不要教文言文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兼教,一种主张绝对不教。夏丏尊等主张兼教,他们认为“自小学以至大学的学生,文言文尽可以不写,而对于中等以上的学生,却希望其能读解普通的文言文。如果中学毕业生没有阅读中国普通书的能力,那就不能享受先人精神的遗产,不特是本人的不幸,恐也不是国家社会之幸,不特在中国文化上可悲观,在世界文化上看来也是可悲观的”。夏丏尊等还认为,当时文言文事实上在社会生活里还占有很广的势力,如果不授予学生以理解文言文的能力,学生将不能看日报、官厅公告以及现代社会上的种种文件。但分量要控制,以占全部课文的十分之三四为宜,且教材要精选。

选修科按年段分设。第一学年注重补习,第二学年注重个性,第三学年注重调剂。选修教材的内容从实用文、修辞大意到文学史、近代文艺思潮,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对学生的爱好培养和个性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考试改革

考试的内容涉及语文知识的各个方面,那时就已经包括了字、词、句、文章、逻辑、修辞等,这对考查学生能力非常重要,并且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三)作文改革

首先,夏丏尊十分重视作文的态度。他认为,文章“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态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紧”。

其次,重文风,提倡“实、新、小”。他要学生注意周围的“实生活”,用“实生活”来做作文的材料。为培养学生对实生活的观察能力,他们先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周围新鲜的人和事,经常以一二百字写生活的一个片断,然后逐渐扩大。这样的文章篇幅小了,内容却充实了,感情也更真切了。

第三,夏丏尊十分重视文章的批改,讲究当面指点。夏丏尊往往叫学生去他那里,当面批改作文,启发学生明白错误的地方,加以详细说明,遇到好文章就张贴出来叫学生去看。夏丏尊、朱自清等先生几乎都用了相同的方法,给每个学生一张成绩升降表,学生的每篇作文,都标出升降记号,让学生自己看到进步或退步。

最后,夏丏尊重视学生的阅读,给学生开出书单让学生去读,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增长知识,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三、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

由于教育和出版天然的因缘关系,在民国出版史上教育家从事出版的,不乏其人,但能把教育与出版进行深入的、有机的、成功的结合,甚至于在出版中拓展出新的教育思想的,夏丏尊是较为独特的“这一个”。经过股份制改组成功和两年的出版实践摸索,夏丏尊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学生,正是昔日身为教师的夏丏尊几乎每天都要相处的对象,夏丏尊关心他们的成长,熟知他们的困惑和需求。而今,他为青少年出书出刊,提供课内课外的精神食粮,正可看成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延续。在开明,夏丏尊心无旁骛,在兹爱兹,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其学生曹聚仁所说的“名山事业”。在从事出版活动的过程中,夏丏尊教育家的本色不改。他在出版之位,谋教育之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出版,襄助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他希望在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同时,获得所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学生》的创刊,便贯注着他的教育理想和出版努力。《发刊辞》中,他这样写道: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于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

十几年的《中学生》,遵照当初的目标使命,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不曾懈怠。主编夏丏尊和编辑叶圣陶等人,且编且写。讲知识,强调趣味,注重启发,照顾对象的理解能力;谈人生,态度平等,坦诚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令杂志“好懂、好看”。当时的中学生读者评价杂志说,“读了这期等下期”,“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地走进这第二课堂”。而每期上万份,到抗战前夕累计印数近百万,如此大的发行量,证明杂志同样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夏丏尊从事出版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举凡语文、史地、科学、文艺等各种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他们今后生活能力提高的知识内容,都是《中学生》乐于刊载的。他认为,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各种教材——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只是培养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这些材料而忘记了提高能力这个目的,就跟“买椟还珠”同样愚蠢。他希望青年学生要自觉从各种课程中摄取身心上的能力,而且普遍学习所有的科目而不要有所偏颇。在这一观点统率下,开明出版物呈现出既围绕着教育中心主题,同时又学科门类丰富多彩,既专门又综合的特点。

夏丏尊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即使在当代也有其可贵之处,而他的爱的教育的思想将是教育的宗旨,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可以从夏丏尊的身体力行中感受到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为人师者,最起码有一片关爱学生的热心,要处处在乎学生。这是现在的一些青年教师所应深刻反思的。夏丏尊的教育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增强我们对人格教育的重视和人文关怀。2012年10 月24日,颜艳红虐童照片事件在微博上曝光后,10月25日,温岭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了颜艳红,又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了帮助颜艳红拍拎小男孩耳朵照片的颜艳红的同事、还在实习期间的童某。听到这样的事件,令教师们汗颜,令人暗自叹息,这可真是无知到家了,而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却真真实实地暴露出个别青年教师对学生爱的缺失。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是教师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行为,更是师德的核心所在。它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也是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人文环境。没有人文关怀就没有教育,人文关怀是教育的基础,是师德建设的基础。学会人文关怀,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

人文关怀是站在生命的角度对人的终极关怀,根据教师工作的性质,对学生的关怀应该是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了这种观念,教师在工作中就不会对行为偏激的学生本能地加以拒绝;就不会对一时间不能学会的学生失去耐心;就能尊重学生人格,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就能关怀和维护学生的成长……人文关怀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起到引领的作用。对于那些“差生”、后进生,我们是不是给予了他们与优等生同样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纯洁的、公正的,不能有半点的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特别是对那些“差生”,教师更应该多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受到的斥责、冷遇比较多,亲近他们的同学也很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更渴望得到老师的爱护,得到别人的重视。教师应该努力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创造一些表扬他们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温暖,或许,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激起他们的信心,成为他们前进的起点。能公正地爱每一个学生是教师心灵美的表现,是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的表现。在教师面前,每一个学生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师对所有的学生应一视同仁,让每一个学生都沐浴在师爱的阳光之下。

民主、平等的标志是尊重。尊重学生,就要学会宽容与接纳学生。宽容即理解,是对学生人格、自尊心的一种特殊尊重。教师对学生的内心的宽容,为学生提供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空间,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启顿悟,进行有效的教育,并培养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教师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宽容,可以激发学生的个性思想火花,培养创造精神;教师对学生特殊行为方式的宽容,是尊重个性发展特点,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展示自我,发展自我;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宽容,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教师而言,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在非原则问题上以大局为重,得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意味着他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刻,教育手段更加成熟;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的过程。

其次是给我们提供了作文批改的好方法。夏丏尊十分重视文章的批改,讲究当面指点。夏丏尊往往叫学生去他那里,当面批改作文,启发学生明白错误的地方,加以详细说明。面对面地指点,对学生来说是最深入人心的。能使学生按照老师的话及时有效并且重点地有选择地掌握文学知识,老师才是最重要的教科书。这样的方法对学生作文的提高是意义深远的。

在夏丏尊的教育思想中,最难能可贵的是“爱的教育”的思想。这在当代的教育事业中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现在的中小学生处在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坏境,丰衣足食,他们的成长环境可以说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最优越的,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各方的声音都强调给孩子自由,给孩子自主性。经常听到教师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概因如此。对学生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特别对于后进生来讲。那么该如何去对待呢?现实中竟出现像温州幼师虐童案那样的事件,这就强烈地要求教师更加努力地去思考除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手段的多样化及可行性,或许从夏丏尊的“爱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夏丏尊在从教后,他就坚定了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这也是现在的教师首先应该做到的。夏丏尊遇到问题,总是耐心地对待,用爱去教化,而不趋于速成,这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的。孩子在长期的思想教育感化下,能够认识到老师对自己的爱。从夏丏尊的从教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来看,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探讨的。

【注释】

[1]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同①,第119页。

[3]同①,第119页。

[4]马勇:《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5]高娟、刘晓洁:《论蒋梦麟的个性主义教育观》,《现代阅读》2011年4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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