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论宋江形象的塑造

时间:2020-03-11  栏目:百科知识  

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论宋江形象的塑造_武汉大学中文学科九十年论文集粹

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论宋江形象的塑造

吴志达

《水浒》虽然出于作者的艺术创造甚多,而足资凭借的实事甚少,但是它毕竟有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尤其是宋江,确实是北宋末年一次失败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既然描写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失败的全过程,作者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真实。既不能把宋江写成改朝换代的封建帝王,也不能把他写成宁死不屈的英雄,而只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领导了农民起义却并不想夺取政权、封建主义思想道德比较浓厚因而以投降告终的悲剧性人物。况且离宋江起义时代很近的说话艺人,就已经根据这一历史事实,把宋江的结局定型化了。而造成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也不仅仅宋江个人的罪孽,原因非常复杂(1)。所以,我们不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去做一些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水浒传》中宋江思想性格特征的假设。

本文主要探讨作者是如何塑造作为一个投降变节的起义领袖形象宋江的?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成败得失如何?

一、展现出悲剧的时代与悲剧的性格

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深刻性,掌握人物内心世界、思想性格发展变化规律的准确性。作者并不因为同情梁山事业,就把宋江描写成伟大的、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并不因为宋江是个投降变节分子,一开始就用丑化的、批判的笔调来描述他。《水浒传》中的宋江,决不是像金圣叹所批评的那种奸诈阴险、玩弄权术的小人,也不是小说中经常看到的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而是在特定的典型情境中产生的、具有复杂性格、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宋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但是他在第十八回“私放晁盖”这一重要事件中才出场。在他出场之前,作者先写了北宋末年朝政的腐败,昏君当朝,奸臣窃位,忠良受迫害。社会矛盾深重,已经酿成官逼民反的形势。但是宋王朝还没有濒临总崩溃,它还有力量镇压造反者,这就是宋江所处的悲剧性的时代。他所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带有某种悲剧性的典型意义。他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己是个县衙小吏,“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又好习武艺、结交江湖好汉。这种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形成他比较复杂的思想性格。传统文化和衙吏生活使他养成安于现状、忠君孝亲、信守法度的习性;同时,对封建吏治的丑恶本质、社会的病态、百姓的疾苦,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又使他具有一种正义感,每每为人们“排难解纷”,并且“仗义疏财”、“赒人之急,扶人之困”。衙吏的处境最难,应接上下左右,处理公文词讼,使他在实践中养成谨慎严密、精明能干、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结识江湖好汉,社会接触面广,信息灵通,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就培养起他的组织和领导的才能。于是,在封建社会一般人们心目中,宋江是正人君子,“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而在江湖好汉的心目中,则是义气深重、享有信誉的豪杰,都称他为“及时雨”。这些因素构成宋江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也就是说,宋江只是具备作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条件,却缺乏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最根本的素质。他并不真正理解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也并没有立足于农民的立场观察和考虑社会问题。他的理想是做朝廷的忠臣良吏,改善吏治,承担起清官的职能,根本就不想取代大宋皇帝的“鸟位”。他思想性格中缺乏对现存封建秩序、伦理道德的叛逆性,封建主义因袭的包袱太重了。他那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决不可能领导一次农民起义获得改朝换代性质的胜利,也不会在困境中奋战到底壮烈牺牲,而只能走妥协投降的道路。

如前所述,北宋末年,阶级力量对比的优势,仍然在宋王朝这一边;时代的心理特点是:盼望出现力挽狂澜、振兴宋朝的忠臣良将、志士仁人而并不急切希望通过造反创建新王朝;“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到东京去,夺了那个鸟位”的社会心理,与“污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社会心理,同时并存。这种悲剧性的时代物点,也促使宋江悲剧性格向着消极的方面发展。作为一个起义领袖,他这种性格,当然会影响起义事业的命运。作者对宋江这种性格的描写,是真实的,他是那个悲剧性的时代的产儿。

二、写出了曲折发展的个性特点

有的同志喜欢套用欧洲艺术理论发展的公式,把艺术典型分为类型化典型和性格化典型,并且认为“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是普通的规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没有例外。”(2)有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艺术典型是类型性的典型,到了近代才是特征性(或性格性)的典型,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都是如此。”(3)看来至少在《红楼梦》以前的艺术典型,都被归入类型化的典型了。这种论断并不符合中国小说艺术典型发展的规律。《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典型,而且他的性格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发展的,充分体现出作为一个人的性格的复杂性,而这又不是什么性格的分裂,它是矛盾的统一体。

作者把宋江放在“晁盖事件”这一矛盾斗争的尖端,来展现其性格特征,给读者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宋江听说心腹弟兄晁盖犯了劫取“生辰纲”的弥天大罪,便很机智地稳住了何观察:

却自槽鞁上了马,牵出后门外去,拿了鞭子,慌忙的跳上慢慢地离了县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拨剌剌的望东溪村撺将去……

见到晁盖,只道了个喏,“携了晁盖手,便投侧边小房里来”,开口便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岗事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通过宋江上马动作慌忙、慢慢离开县治、出城后快马加鞭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和对晁盖披肝沥胆的精警的说话,生动地表现出他那机警练达、舍生好义的性格特征;为了救朋友,不怕“担着血海也似干系”,这是封建社会中英雄豪杰的重要品格。

作者在塑造宋江形象中,表现出艺术巨匠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非凡能力;而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又善于从曲折发展中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避免一览无余的直线发展,性格的内涵较丰富,耐人寻味思索。写宋江既同情晁盖等人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作者通过宋江接待刘唐时的矛盾心情,更深刻地提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贤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

这话说得非常恳切感人,表明他跟晁盖等人是一条心的;但他在回寓所的路上,又想:“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可见他在思想上跟晁盖等人还有相当距离。一个县吏的封建法度观念与豪侠之士的江湖义气,既矛盾又统一在他的思想性格中。

与“私放晁盖”紧相关联的,是被逼杀阎婆惜。这在宋江来说,当然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这件血案却把宋江逼上他原先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叛逆的道路。而叛逆性又与他固有的忠义思想交错在一起,所以他走叛逆道路的过程就显得异常曲折。

由“杀惜”引起的出走避难,以至流放江州,是作者精心构思的情节,对塑造宋江形象和形成全书连环钩锁式的结构体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刻画宋江的性格而言,是为了强调宋江根深蒂固的忠义思想,不愿背叛封建朝廷。他先到享有特权的贵族柴进庄上避难,缉捕稍缓,转移到孔家庄投孔太公,处于逃犯困境的宋江,仍然忠诚于朝廷,他对投奔二龙山落草的武松说道:“……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是宋江的真心话。

宋江到清风寨花荣营寨里避难,在被刘高陷害押解青州路上,被清风山的好汉们劫上山,出于对贪官污吏刘高的痛恨和对好汉们的救命之情的感激,终于接受“小聚义”的邀请,并且定谋设计招降了秦明、黄信两批官军,动员众好汉齐上梁山泊。但是,由于他那封建主义的忠君孝亲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所以,一接到父亲的“噩耗”,就离开了梁山的队伍,教弟兄们去上山,自己却星夜奔丧去了。这件事似乎是很突然的,但从宋江的思想性格发展来看,又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宋江,充其量也不过是梁山事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虽然客观上他起了串联、组织的作用,但他是处于聚义同路人的地位,中途分道扬镳是很自然的。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住宋江思想性格发展的客观规律,着重描写他思想性格转变过程的艰苦曲折。所谓“孝义黑三郎”,在孝与义发生矛盾时,孝压倒了义,离开起义队伍而回家奔丧尽孝。作者刻画宋江性格的深刻性,在于不是把人物的基本特征作简单的、机械的、平面的撮合,而是从时空的变迁、环境的更易这个角度,来体现性格特征的发展变化,叛逆情绪的升降起伏。忠孝与侠义,在宋江身上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但在不同的情境之中,突现的方面有所不同。他父亲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良民”,而宋江是个孝子;他把父亲的临别嘱咐牢记于心,实际上是戴着“忠君孝亲”的精神枷锁,走上了刺配江州的道路。梁山泊好汉把他劫夺上山,刘唐要杀掉解差,宋江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竟要举刀自刎。晁盖要留他在梁山,他决绝地说:如果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作者这样描写宋江此时此地的思想,可谓入木三分,发掘了人物性格深层的底蕴。

尽管宋江没有留在梁山,但是山上众头领对他的情意,一路之上,揭阳岭上和浔阳江畔,江湖好汉们对他的义气,以及江州牢城亲身经历的残酷现实,对他来说,也是生动、深刻的教育。宋江思想又逐渐向叛逆倾斜。而从作者的艺术构思角度来看,是通过宋江从避难到流放过程,以叛逆性的侠义思想为纽带,把星散各地的江湖好汉,串联、组合起来,逐渐显示出宋江作为领袖人物的条件和弱点。

作者以艺术的辩证法,出神入化地体现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像宋江这样精明练达的人,在平常一般情况下,思想性格中的叛逆性一面,是不会轻易暴露的。但蓄之既久,发之必烈。作者非常巧妙地安排了“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的情节,真是神来之笔。借宋江的酒后狂吟,把他郁结内心的叛逆情绪和盘托出。作者写他酒后触景生情,感慨身世遭际,激愤之下,狂吟抒怀,写下了扣人心弦的反诗。[西江月]词和七言绝句,表现了落难英雄忍辱潜伏、待时而动、欲回天地的心情。作者借地头蛇黄文炳之口,为反诗作了准确、生动的解释,更突出了宋江作为一个豪侠之士的叛逆思想。想谋反,而且要赛过黄巢,这是宋江在经受了封建统治者多次迫害、把他从统治阶级营垒中排挤出来以后,很可能产生的思想,不过“恰如猛虎卧荒丘”,客观环境使他不得不“潜伏爪牙忍受”,酒后吐真言,不由自主地抒发出造反复仇的情绪,敞开封闭的心扉,展现了真实的心灵。

题反诗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心理失去平衡时叛逆思想的极端表现,而由这一事件,却把矛盾冲突推向了尖端——生与死的斗争。梁山好汉劫法场,把宋江从反动派的屠刀下救了出来。这也是促使他思想性格摆脱封建伦理羁绊向叛逆道路飞跃的关键。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宋江思想性格发展历程中的这一飞跃。在剖割黄文炳后,宋江在众兄弟面前,讲出一番赤诚的肺腑之言,对自己的生平思想和行为,作了概括而生动的小结:

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亲严训,不曾肯住。……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

这是出自宋江内心的话,也只有经受了像宋江这样曲折的生活和思想历程的人,才讲得出一番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声息语气,寓豪壮于婉曲之中的个性特点,历历如在眼前。在与梁山的路上他对晁盖说:“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说明他经过腥风血雨的生死搏斗,思想性格确实起了飞跃性的变化,叛逆性格显得格外突出。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采取简单的类型化的手法,而且把宋江被逼上梁山的艰苦曲折过程,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深刻、具体、生动地描绘出来,令人信服。

三、刻划出在起义高潮中争取“招安”的逆反心理

宋江上梁山后,凭着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晁盖的大功,以及在江湖上的声望,坐了第二把交椅,是当之无愧的。上梁山是他反抗性格的强烈表现。在一定时期内,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誓言和众弟兄的希望,做了一系列有利于梁山事业发展的工作。从上山后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段时期,特别是晁盖去世之前,是他革命情绪最高涨的阶段。作者从多方面描写宋江作为一个起义军领袖的组织才能和策略思想。对敌人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同时在起义军内部,加强了组织纪律,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因而梁山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其中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作者改变元杂剧中晁盖打祝家庄的情节,把宋江推上统帅地位,从而突出他的才能和作用。他得知祝家庄地主武装要和梁山泊对抗,就主动向晁盖请命,亲自率领一支人马下山,表示“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他一方面派杨雄、石秀深入祝家庄探听虚实,摸清盘陀路的秘密,扫除进军的障碍;另一方面,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并从中调查清楚敌人的内部的底细。在战斗最艰苦、最紧张的阶段,斗志是昂扬的,并且对弟兄们关怀备至。战斗结束,善后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有功的群众——指点盘陀路秘密的钟离老人给予奖赏,对无辜的百姓:“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深受祝家庄群众的爱戴,凯旋时“村坊乡民,扶老携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同时,在策略上采取一系列巧妙正确的措施分化敌人营垒、增强自己力量。在以后各次战斗中,对俘虏的敌军将领,基本上都采取抚慰招降的策略。而每次出兵,对百姓总是“秋毫无犯”,攻克城池,便“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并“散给粮米”,救济穷人。因而深得人心。在作者笔下宋江率领的义军,是仁义之师;宋江是颇有王者风度的豪杰。

可能受历史真实的制约,作者既同情宋江和梁山事业,又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农民起义,在塑造宋江形象时,就不可能使其沿着叛逆性格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而着重描写义军领袖在起义高潮中争取“体面投降”的逆反心理。(www.benninghoven.com.cn)

历史上的宋江所具有的勇猛彪悍和与之相适应的粗犷豪放性格,在《水浒传》中基本上泯灭了,而突出了在权谋机变中显得委琐和柔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体面投降”的必然结局。作者描写梁山义军每次俘获官军将领,宋江总要表演一番滑稽戏:“亲解其缚”、“纳头便拜”,并说一些丧失气节的话,例如:“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这类话讲过多次,甚至要让位给被俘虏的敌人。这就在起义军领导层,逐渐形成一股与“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恰恰相反的招安势力。

宋江与晁盖在个人关系方面,友谊是真诚的,并不像金圣叹所曲解的那样:宋江为坐第一把交椅,存心把晁盖置之于死地;晁盖死后,根本就不把报仇之事放在心上,而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地位权势打算。把宋江诬之为奸诈阴险、以玩弄权术为能事的小人。圣叹之意在为“歼厥巨魁”作张本。但就《水浒传》原著来看,晁、宋之间在起义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是有分歧的。晁盖上梁山,虽然也是被官军所逼,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主动的,是在智取生辰纲后,为抗拒官军追捕,上梁山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从火并王伦、江州劫法场至夜打曾头市,都表现他革命的主动性,从来没有说过“招安”之类的混账话。可以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与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是同向共步的,即起义事业越兴旺,他的志愿、理想、目标也愈加宏大。而宋江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则是与梁山事业的发展相逆反的,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不得已犯下弥天罪“只等圣主宽恩”的人,这种等待朝廷招安的逆反心理,在晁盖在世时就有,但与劝降俘虏军官的策略思想交织在一起,招安思想还不很突出,而且表白这种心理往往是晁盖不在场的时候,所以晁、宋之间没有发生表面化的冲突。

宋江在梁山义军中的地位、实力和作用,在晁盖死后,由他来坐第一把交椅,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他等待朝廷招安的逆反心理,也以明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变“替天行道”这一象征农民意志与愿望的口号,为替封建朝廷行使地主阶级之道;在实际行动中,千方百计地邀请誓与梁山义军为敌的大地主卢俊义上梁山。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宋江盼望招安的表现。

按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而言,领袖人物称王称帝的欲望,是与起义军力量的发展,所取得的胜利成正比的;宋江则恰好相反,他是把义军力量和取得的胜利,作为争取招安的资本。“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潮,正是在这种高潮中,宋江把自己以胜利求招安的逆反心理公开化。在他对“天地神”的祝辞中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他写的[满江红]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他认为招安,是“改邪归正”,做国家臣子,才是走正路。他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正统派封建官吏的传统观念,他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心理活动,与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是完全逆反的。他在李师师家里写的乐府词,表白:“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借助于李师师与宋徽宗的特殊关系,乞求招安,自然意味着对起义事业的背叛。

为强化宋江的逆反心理,作者虚构了“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情节,并把招安作为“盛大的节日”来描写。

宋江产生这种逆反心理,从艺术上来说是真实的,符合他性格发展的轨迹。他原是受封建文化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县衙小吏,最高理想是做国家的忠臣。因“杀惜”而出走,被挤出做忠臣的行列,落到刺配江州的不堪境地。感怀题反诗,差点儿掉脑袋,在生的危机逼迫之下,反上梁山;站稳脚跟,权力在握时,生的危机感受消失了,因而思想、道德、心理都逐渐回复到原先想做国家忠臣的轨道上来。从本质上来说,宋江的逆反心理,实际上是本性的回归,或者说是异化之异化的必然趋向。

四、曲线型的完整性及其缺陷

作者既然以浓墨重彩描写了宋江主动争取招安的逆反心理,并且实现了在胜利高潮中向朝廷投降的愿望,让宋江回归到“作国家臣子”的轨道上来,因而,“征辽”、“征方腊”,就是理所当然之事。所谓“攘外”、“安内”,乃是忠臣良将的职责。在作者看来,“征辽”固然是爱国行动,“征方腊”也并非是残杀同类兄弟的叛徒行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因为作者没有把方腊起义看成是农民革命的正义事业,而是“盗贼作乱”,宋江收伏方腊,则成了安邦定国的功业,正如作者在第一百一十八回末尾所说:“扫清巢穴擒方腊,竖立功勋显宋江。”封建正统观念是很明显的。

作者的审美心理仍然受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制约,他认为宋江从梁山义军领袖到受招安后去征方腊,这种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不是分裂的,而只是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弯路;性格发展的轨迹是曲线型的,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却具有其完整性,性格两极矛盾对立的结果,不是分裂,而是统一于“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

这样塑造宋江形象,既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上的完整性,又很显然受着历史条件和作者美学观念的双重限制。《水浒传》虽然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但是在具体描写、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不能不受作者生活经历和时代心理的影响。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4),此论已有同志发表考证文章,基本上持否定态度(5)。我认为,从全书所写农民起义的题材、思想内容及其时代特征来看,作者施耐庵、罗贯中是经历了元明之际大动荡生活的,决非嘉靖年间的贵族官僚郭勋所能创作。据说施耐庵曾到过张士诚幕府,虽无实证,但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他对江、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而对“征辽“所涉及的地理则很不熟悉,这既与他的籍贯(一般认为是浙江钱塘人,或称江苏兴化人)有关,也恐怕与他当时目睹的农民起义情况有着密切关系,张士诚、方国珍都曾投降元朝。在多支农民起义队伍并起争锋之际,作家不可能是一视同仁的,对农民起义的正义性,还不可能有很明确的认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黄巾起义就不怀好感,而赞赏刘备、诸葛亮这样的仁君贤相,颂扬关羽的忠义思想;这种创作倾向,与《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塑造及受招安后去镇压方腊,有相通之处。施、罗从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出发,对农民起义也是区分正义与邪恶的,他们反对黑暗暴虐、污浊混乱的封建统治,向往有圣君能臣的开明政治,希望由乱到治。由此产生的是非、善恶、邪正观念,很自然地要反映到《水浒传》的人物关系中。

作者既批判宋徽宗、蔡京、童贯、高俅等昏君与奸臣,同情、颂扬以宋江为首的“替天行道”的梁山义军,并提出了带有乌托邦性质的人际关系的理想,但又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赵宋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宋徽宗那样荒淫腐败,却仍然被认为是“圣明”的,只是被一班奸臣蒙蔽了“圣聪”;朝廷中除了蔡京、高俅等奸臣以外,也还有宿元景那样的忠臣。所以,作者既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打击贪官污吏、豪强恶霸、朝廷奸臣的正义行动,又认为宋江最后投降朝廷是忠义之举,是所谓“顺天”;与宋江相对照,作者以诬蔑、批判的笔调,描写了方腊造反,予以丑化,原因就是方腊要推翻赵宋王朝,擅自建元称帝。

作者把宋江受招安后的“征辽”、“收方腊”作为具有同等意义的功业来描写,从而突出宋江忠臣良将的形象。由县衙刀笔吏——梁山义军领袖——御外安内的朝廷忠臣,发展的轨迹是曲折的,而主导的思想——忠义,则带一贯性;宋江性格中的两极:封建主义的忠义孝道和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最终统一于“改邪归正”,为朝廷去镇压方腊起义。他的思想性格在曲折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保持其基本特征,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性格各个方面表现的强弱明暗程度有所不同。在作者所处的那个大动荡的时代,社会心理和作家的美学观念,希望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崇高的、真善美的、刚柔兼济的素质,在宋江身上似乎是具备的,却又使人感到刚烈豪放之气不足。作者的审美心理,我们现在看来也是曲线型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畸形。在作者心中和笔下,宋江仗义疏财、赒人之急、结纳江湖好汉、私放晁盖、清风山小聚义、浔阳楼题反诗、上梁山誓与晁盖同生同死、冲州撞府、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思想和行为是崇高的、美的,予以热情的歌颂;同样,他的忠义孝道、争取招安、镇压方腊、乃至骗李逵也服下毒酒以免再反,为宋王朝尽忠义,作者也予以肯定,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悲剧美的思想和行为,从各个角度加以渲染,强调宋江至死咬住“忠义”二字不放:“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李逵)造反,坏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把“替天行道”与对赵宋王朝的“忠义”相提并论,“替天行道”的含义自然很明确,而作者也是赞许的。

从作者对宋江悲剧结局的描写来看,所同情的是忠臣义士被当道权奸陷害蒙冤而死,而并不是梁山起义事业的被叛卖。方腊战败被俘,壮烈就义,是真正的悲剧,作者却认为这是盗贼作恶的报应,并与宋江受赏升官、衣锦还乡,形成善与恶两种不同典型的鲜明对比: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然而“重赏升官”并不是宋江的最终报应,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在“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不可能再反的情况下,遭到当朝权贵的疑忌,被赐服御酒而死。写出宋江的悲惨之死,应该说是很真实的,教育意义极其深刻;但由于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把宋江之死归罪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而皇帝却是“至圣至明”。宋江等人的冤屈,借助于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机会,得到昭雪封赠,所谓:“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因而也冲淡了悲剧气氛,笼罩上很不协调的光圈。这样描写宋江的结局,除了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以外,还与作者所处元末的特殊历史条件有关,在反抗元蒙贵族统治的斗争中,赵宋王朝仍然具有号召力量。所以,作者以为,宋江为赵宋王朝竭尽忠义,是值得赞美的,应该名垂青史。即使有这种客观的历史原因,从艺术上来看,仍然是败笔。我曾经怀疑,《水浒传》的最后十回,即宋江镇压方腊及死后昭雪封赠等情节,可能经过郭勋篡改、注入了贵族官僚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但是细读全书,从作者塑造宋江形象的整体构思、对忠义思想和招安的态度等方面来考虑,宋江形象是浑然一体的,思想性格的曲线型发展,完全合乎逻辑,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也是吻合的。作者并不是自觉地颂扬宋江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而是赞美宋江以忠义为主,吸引四方豪杰“同心归水泊”,然后引导这支“兀自要和大宋

皇帝作个对头”的起义队伍“改邪归正”,为赵宋王朝发挥御外安内的作用;也正是从宋江受招安后始终忠于朝廷,而最后仍不免被奸臣陷害这一角度观察问题,对宋江的悲惨之死深表同情。在作者看来,宋江尽忠义于大宋朝廷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崇高美的意义;宋江之死,是既悲惨又壮烈的,具有悲剧美的价值。

至于我们从宋江形象及其悲剧结局中,总结出来的某些历史经验与教训,那是艺术形象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恐怕不尽一致。

(原载《水浒争鸣》第五辑,收入本集时删去了第一节,该节主要是考证宋江最终有没有受招安的问题)

【注释】

(1)见《水浒争鸣》第二辑拙文《〈水浒传〉的思想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2)见傅继馥:《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

(3)见李泽厚:《典型初探》。

(4)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和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再论〈水浒〉成书于嘉靖初年》等文,均以为郭勋刊刻的《水浒传》就是祖本,施耐庵乃是郭勋或其门客的冒名。

(5)袁世硕《郭勋与〈水浒传〉》和李永祜《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一》,均载《水浒争鸣》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