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朱常洛终登大宝_历代皇子智谋故事

时间:2019-05-01  栏目:百科知识  

委曲求全,朱常洛终登大宝_历代皇子智谋故事

3.委曲求全,朱常洛终登大宝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日,明神宗朱翊钧到慈宁宫去看望太后。不料与一位颇有姿色的王氏宫女邂逅相遇,就临幸了她。谁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他的王皇后和刘昭妃都终生未能生养,而这随随便便的一夜风流竟使王氏受孕,并于次年八月十一日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朱常洛。

(1)长子立储,颇为不易

由于神宗的后妃们在常洛出生之前,均未生下皇子,所以,尽管常洛系一宫女所生,却是皇长子。他的出生使得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慈圣皇太后的面前格外得宠。

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www.benninghoven.com.cn)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设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而且,外廷还有一种“玉盒之约”的传说,说是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元殿盟过誓,要设法立常洵为太子,并把誓约写好放在一个玉制的盒子里。

当时,首辅申时行曾于常洵出生不久,上疏请尽快立常洛为太子,神宗却道:“长子幼弱,以后再说吧。”于是众臣们看出了皇上“废长立幼”的潜在意图。

王恭妃(即王氏宫女。神宗在太后的压力下不得不封她为恭妃)生的是皇长子,地位理应仅次于皇后,然而却5年不得晋封,反屈居于刚生一皇三子的郑贵妃之下许多,若是依“子以母贵”的立储祖制,则将来常洵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一切,自然是对常洛地位的极大威胁。

这以后,就是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令其十分反感。于是有的大臣就因此获罪被贬。

然而,能左右万历的慈圣皇太后却支持“立长”。

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

慢慢地,常洛发现廷臣们开始称他“元子”,或者干脆就称“元嗣”。他知道其中想从名分上突出他的用意,他也希望能尽快被册为太子。

这一年,常洛9岁,已接近其父皇神宗登基的年龄,他想册立也许不会再拖了。谁知,这时神宗却把申时行召去,传谕诏书说:“朕不喜欢这么整天上疏,鼓鼓噪噪,也讨厌有人离间我们父子,就把章奏一概留下了。如果明年廷臣们不再渎扰,应后年册立,否则等皇长子15岁再举行!”

常洛一听,便知道这是借口,后年一定册立不了。

果然,当被称为“后年”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来的时候,神宗就以工部主事张有德新近刚上一疏为由,下令再延期一年。

这时,常洛已经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进行“预教”,要求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为常洛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

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像太子一样,从而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首辅王锡爵刚到任,神宗就派太监送去一封手诏,意为:“想待嫡子”,皇后还年轻,有生育的希望,一旦生了,就不会因立储而费心了。至于常洛,还很年幼,可先将他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册封为王。

王锡爵不敢不从命,便立即拟旨。但他对常洛的处境也深为同情,同时,还顾忌公众舆论,于是拟了两份谕旨,前者为神宗的意思,后者为“请令皇后抚育元子”。

谁知报上后,神宗却只下前谕令有司办理,惹得举朝大哗。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把矛头对准王锡爵,指责他也参与了这一破坏祖宗“礼法”的谋划。

王锡爵被逼不过,只好提出辞职。一时间,搞得神宗十分被动。他提“待嫡”、“三王并封”的直接目的,主要是想搅了“预教之请”,因此考虑得并不周到。眼看事已至此,只好收回成命。第二年二月,同意廷臣们的请求,下令举行预教典礼,用辅臣侍班,词臣六人侍讲读,一切仪式都与东宫出阁讲学一样。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册立郭氏为太子妃。

(2)储位初定,险遭梃击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生活与想象的相差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羞涩。

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地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便抱头痛哭。

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

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常洛用过晚膳,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

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檐下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亲自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

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次日一大早,常洛便慌忙赶到神宗的寝宫,将昨夜发生的事情详细秉奏。神宗看出他的惊慌,便嘱咐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要安心读书。同时,命人先将人犯交就近的法司审理。

然而常洛根本稳不下心。他那年已经33岁了,长期处在“立储”斗争的漩涡中,长期被压抑受冷漠,使他变得有些神经质,卑怯、敏感、多疑。他控制不住地日思夜想这件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案子,隐约感到和“立储”有关。他先是听说皇城御史刘廷元和刑部的胡士相、赵会桢、劳永嘉等先后审过人犯。那人供称自己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是个卖柴草的,因柴草被烧毁而来京告状,走到东华门,有人给他一根枣木棍当“冤状”,他一时气昏了头,才闯了祸,刘廷元等人都认为此人言语错乱,是个疯子,准备疏请处死算了。

常洛一听只是偶然事件,大舒一口气。他不愿再有什么风波。

(3)委曲求全,以称父意

然而刑部主事王之看出了案子的疑点,并请求送十三司会审,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犯人张差有5个同伙:同乡马三道、李守才,他的姐夫孔道,还有郑贵妃的内侍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以及庞保、刘成他们,供养张差已有三年之久,并给了他金壶银壶各一个,让他打上宫门,谋害皇太子。还许愿说“打死了皇太子,就吃穿不用愁了。”

刑部见案子事关重大,立即秉报皇上,并行文到蓟州、内廷,捉拿有关嫌疑犯听审和对质。由于案子牵扯到郑贵妃的两个内侍,所以举朝上下,议论纷纷,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

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嫉恨,却没料到这嫉恨竟到了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不过他清楚,也只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他想如果现在要他出来请求追查法办郑贵妃的话,他是不会干的。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惟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出卖她。

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

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

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副样子,十分惊恐,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亲自出面了断此案。在辍朝25年之后,神宗破例御临慈宁宫,召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见面,同时,特意把皇太子和三个皇孙也都召来。

他命常洛站在御座右边,三个皇孙在左边阶下站成一排,待群臣叩拜后,便拉着常洛的手,像对人介绍一个儿童那样,缓缓地对众人说:“这个孩子很孝顺,朕也很喜爱他。但是现在外面有些议论,怀疑朕别有他意,果真如此,不早就更换太子了吗?有些人不知用心何在,动辄离间我们父子。你们都看到了,太子在朕身边,而福王相距千里,朕不召,他也不会回来,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接着,他让人将三个皇孙引到石阶下,又说:“朕的三个孙子都已长大,太子是有功的,朕决不会有别的想法!”

听着这番话,常洛彻底明白了父皇的用意,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当神宗让他把心里话对诸臣们说说时,他便慌忙接过话头,说梃击一案,不过是张差因疯癫所致,何必小题大做,查个不休,依律将张差斩了就是。接着又责备群臣,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父子之间是多么亲爱,而有的人却造谣滋事。这样下去,你们都要成为无君之臣,我也成了不孝之子了。”

这些话,正合神宗心意,他再三对诸臣说:“皇太子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诸臣自然是听明白了。于是,“梃击案”迅速处置完毕。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处死;10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打而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也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梃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实大为增加。

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和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8个最美的送给常洛。

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补足30多年亏空之势。不久,他便染上病症。到他登极即位时,那病已渐入膏肓了。

(4)带病登基,苟延残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突然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廷臣们情知不妙,在首辅方从哲的带领下,陆续人宫探望病危的皇上。常洛也得到了消息,但多年来形成的“非宣召不得人见”的规矩约束着他,尽日在宫外徘徊也不敢入内。

给事杨涟、御史左光斗见状,便对其伴读王安说:“皇上的病很厉害,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本意,你务必要劝请太子去侍奉皇上,端饭喂药,夜晚也不要轻易离开。”

常洛明白这是为他能最后得到神宗认可而顺利即位着想,内心十分感激,第二天就赶到神宗御榻前。

十九日,神宗病情急剧恶化,召英国公张惟贤,首辅方从哲,尚书李嘉谟、李汝华、张问达等大臣到弘德殿,当面托孤。他嘱咐诸臣要克勤职守,辅佐常洛为帝,二十一日,神宗病逝。

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皇宫内燥热、喧腾,在缭绕的香烟与杂乱的鞭鸣中,朱常洛兖冕加身,然而却是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强撑着出现在即位大典上。

他勉强地坚持到仪式结束,完全没有了初临丹墀的兴奋,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与沉重。这一天下来,常洛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于是,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泰昌”,并打算以第二年为泰昌元年,意在取个吉利。同时,他又立即动手,加紧办理神宗遗嘱诸事。

常洛以天子之身办的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

第二件事,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

第三件事,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后命史部右侍郎史继偕等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

只有一件事,他虽然尽了力,却没有替父皇神宗办好,那就是封郑贵妃为后。郑贵妃图谋封后由来已久,然而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以前,王皇后在世,她没有机会;此后是神宗病,仍然没能办成。那时,她就以侍神宗病为由,住进乾清宫,神宗去世也不搬出。

八月初一,常洛已即位为帝,却依旧住在慈庆宫里,朝野为之愕然,廷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要她即刻迁出,以正“礼法”。她却讨价还价说,答应封她皇太后,封与她相投合而为常洛所宠爱的李选侍为皇后,她才肯迁出。

八月初十,常洛退朝后,李选侍等依郑贵妃的意思,与他嬉戏。常洛于是命升座内宴会,闹至很晚,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病情加重。

这时,郑贵妃却早晚都来探望,连软带硬地逼着常洛尽速册封。常洛被逼无奈,只好于八月十二日,强拖病体临朝视事,专门商量封后问题。

他复述了神宗遗命后,提出要尽快为郑贵妃行封后礼,并吩咐方从哲具体办理。方从哲于是通知了礼部。事情传开后,非议骤起。礼部侍郎孙如游最为激烈,他力陈了以妃封太后的不合礼法,并分析说神宗遣命是其弥留时思虑不周的结果,强硬地表示:符合道义的,以遵命为孝。不符合的,以遵从礼法为孝。因此臣等断不敢从命!

常洛见众臣极力反对,只好收回成命。两天以后,吏部尚书周嘉谟等找来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晓以利害,要他告诉郑贵妃赶紧移宫,否则后果自负。郑贵妃见惹起众怒,十分惊惧,立即移居慈宁宫,并要求收还由妃封后的成命。

八月十二日是常洛最后一次临朝,此后,便一病不起。

(5)御医投药,“红丸案”发

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笫,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

此时宫内一片混乱,人人惊慌失措,都觉得皇上病重至此,定与崔文升下药有关。而这崔文升又是郑贵妃的心腹。于是,许多人指斥郑贵妃要谋害皇上。

常洛的王、郭二姓宫外亲戚,也赶到宫中,遍访朝臣,哭诉宫廷的危急,并说:“郑贵妃和李选侍相互勾结,包藏祸心。”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也觉得问题十分严重,提出要追查此事。这时常洛自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十六日,便将这些症状以谕旨的方式,晓谕群臣。

杨涟等人宫问安时见到此旨,大为惊骇。在了解了详情后,杨涟上疏弹劾崔文升,大意为:“贼臣崔文升若不懂医,就不应以皇上龙体令其试验;若懂医,则明知皇上衰弱反用泄药,就是别有祸心。现在外间谣言很多,说皇上私生活无节无度,所以才造成如此重病。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崔文升用以逃脱罪责的伎俩。像崔文升这样过去用药从未出错,如今皇上有病却偏出此大乱子,不是十分可疑吗?望皇上明察。若其有意,则碎尸万段;若其无意,则速速贬谪!”

此时,刑部主事孙朝肃等人,也上书方从哲,说给皇上看病和立储的事,都不可大意。方从哲于是请常洛“用药宜慎”。

那时,许多人都以为常洛一定会重处崔文升,然而六、七天过去了,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廷臣们于是十分诧异。其实,常洛这时并不十分相信崔文升用什么毒计,况且,他那时已感到自己朝不保夕,急于安排一些事情。

二十三日,常洛在乾清官东暖阁,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13人入见,并特意派锦衣卫宣杨涟。杨涟素来耿介,经常直言上谏,于是众臣以为一定是要办杨涟的罪。谁知斜倚在御榻上的常洛,只是久久地注视着杨涟,目光中流露出嘉许。

过了一会儿,常洛说:“朕在东宫感了风寒,未痊愈,又遇父皇母后大丧,悲伤劳苦,所致此。朕不服药已有10多天了,卿等大臣不要听小人传言。”接着,常洛谈起了册立太子的事,这时,皇长子朱由校在一边侍立,李选侍也在一旁。常洛说:“皇长子已成人,可以考虑册立了。”此后,常洛又提出“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一定要“封后”,因常洛不同意而作罢。

这是常洛的最后一次从容召见;八月二十九日,他还召见过一次群臣,但却已是“托孤”。他对张惟贤、方从哲等交待了两件事:一是册立李选侍为皇贵妃;二是辅佐朱由校为帝。

随后,他便突然问陵地安排得怎么样了。方从哲起初以为是问神宗的陵地,却不料常洛竟指着自己说:“朕是问朕的陵地准备得如何?”众臣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料到皇上已来日不多了。

召见临结束时,常洛又提起了一个人。只因为这句话,才导致了明末“三案”的第二案——“红丸案”。

常洛当时问道:“鸿胪寺有个官员不是要来进药吗,他在哪儿?”

方从哲赶忙道:“鸿胪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但臣等不敢轻信。”

这李可灼进“仙方”,曾被方从哲等人拒绝过,但他与中使们很熟,就超过内阁直报常洛。常洛起初将信将疑,这时见方从哲也证实确有此事,疑窦遂消。于是,令中使宣其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也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常洛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

服药之初,常洛感觉很舒服,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

入夜,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人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0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与满怀心思,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进而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那桩直至明朝灭后也纠缠不清的“红丸案”,于是演绎起来。

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那时,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已久的常洛,是断不该用的。常洛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迫魂断命的劫剂。

有人说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言语之意,直指郑贵妃及其朋党。立储事件后差不多已有衰竭之象的党争,因此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此时,首辅方从哲火上浇油,使红丸案愈演愈烈。

常洛刚逝,宫廷内外正纷纷议论为李可灼“红丸”所害之际,方从哲却匆忙拟旨,代皇长子朱由校下令,赏赐李可灼银两及二表里彩缎。令旨一出,廷臣立时议论蜂起。

御史王安舜最先抗疏,他力陈了李可灼用药不当,然后说,“至轻也应治庸医杀人之罪,而皇长子殿下却反而赏赐,这不是想以此来压制外廷的议论吗?”

王安舜的疏文,说出了许多人的想法,上疏的越来越多。御史郑宗周并将“红丸案”与“梃击案”联系起来。认为是“梃击案”处理不严、不透,才使崔文升敢起而效尤,“请寸斩文升以谢九庙”。

御史郭如楚、光禄少卿高攀龙等,也先后疏谧崔文升和李可灼。方从哲迫于压力,将崔文升下狱。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人们这时已将他方从哲划入弑逆者之列了,这使他尴尬万分。

方从哲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晋升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的,第二年任首辅,为人柔懦而贪婪,很早就依附郑贵妃,因此,如今的“划线”就显得很有深意。方从哲不敢大意,立即上疏辩解,并请求削职为民。

然而人们却不放过他,给事中惠世扬说他有三件事办得不妥当斩:一是郑贵妃要封后,方从哲从中没起好作用;二是接受贿赂,夜半密约让李选侍占居乾清宫;三是包庇崔文升、李可灼。这样一来,对“红丸案”的追查,简直就变成对方从哲的声讨了。

就这样,“红丸案”从追查常洛死因到弹劾幕后元凶,慢慢地竟成了党争的一个绝好的题目。在这场纷争中,守正的廷臣们占了优势,一些年高勋重、威望至极的大臣,如邹元标、孙慎行等,都愤而指斥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的行为,说他“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而另有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给事中汪庆百等一些人,却极力为方从哲辩护,并指斥守正廷臣们诬陷先帝死于非命,试图使“红丸案”不了了之。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三案”中最后一案——“移宫案”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竟果真不了了之,草草地了断了。案子的当事人很快受到重新处理,李可灼流放边地,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纷争的双方因此也都仿佛获胜似的舒了一口气,暂时偃旗息鼓了。

可怜朱常洛当太子时身陷“梃击案”,得承大统30天,又死于“红丸案”。两案扑朔迷离,成了千古悬案,虽有处理,但元凶仍隐藏在历史大幕的后边,让人费尽猜测。倒是朱常洛悲剧一生的线索清晰可见,他活了39岁,只当了30天皇帝,其余全部时间都生活在争储、立储、保储的斗争漩涡中,与其说他是个短命皇帝,不如说是个“长命太子”——他将39年的时间(那正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光)几乎全消耗在(主动地或被动地)争宠谋权上了——而所谋得的又是什么呢?由30天的龙椅而进入永恒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