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正义的分别_阿尔贝・加缪自述

时间:2019-08-02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3 次

自由与正义的分别_阿尔贝·加缪自述

反抗也在历史中开展,历史不仅要求对可以作为榜样的事例进行选择,而且要求有效的态度。合理的杀人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反抗的矛盾于是反映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些二律背反在政治上有两个典型,一方面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正义与自由的对立。

反抗的第一个运动中所包含的正面价值意味着放弃暴力原则,这样便不可能使革命稳定下来。反抗不断地引起这种矛盾,在历史的层面,反抗变得冷酷起来。倘若我不再想让人尊重人的身份,那么我便是向压迫者认输,便是放弃反抗,重新回到虚无主义赞同压迫的立场,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保守的。我若要求必须承认人的身份,以便生存,这样便投入一种行动,这行动若要成功,便需要运用无耻的暴力,并否定这种身份与反抗。在扩大这一矛盾时,如果人看不到世界统一性的降临,便不得不在历史上营造它。历史没有使它自己改观的价值,它是由效率法则来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暴力、对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一切自由的否定、勇敢与沉默的世界,这一切是纯粹的历史哲学最合理的结果。在当今的世界,唯有一种永恒的哲学可以为非暴力辩护。它以历史的创造来反对绝对的历史性,向历史询问其根源。最后,这种哲学认可了非正义,由上帝解决正义的问题。这样,其回答本身也要求信仰。人们认为,上帝或是无所不能却作恶,或是行善事却无所作为,以此来反对这种哲学。因而要在圣宠与历史、上帝与刀剑之间作出选择。

反抗者这时持什么态度呢?他要脱离世界与历史,就必定要否定其反抗的原则本身;若选择永恒的生命,则必定要对恶听之任之。他不是天主教徒,应该坚持到底,而坚持到底便意味着绝对地选择历史,并且与历史一道杀人,如果杀人对历史是必须的话,而同意杀人的合理性仍然否定其根源。倘若反抗者不进行选择,那便选择了沉默,让他人受奴役。若出于无可奈何,他声明同时反对上帝与历史,便成了纯粹的自由,即虚无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可能肯定一种不以恶为界限的高级理性,便陷入沉默或杀人这种明显的两难境地。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放弃。

因而正义与自由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两种要求已经属于反抗运动的原则,在革命的冲动中可以找到它们。然而革命的历史指出,它们几乎始终是冲突的,好似彼此是不可调和的。绝对的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它因此维持着有利于非正义的冲突。绝对的正义要消除一切矛盾:它摧毁一切自由。通过自由而争取正义的革命最终使正义与自由相互对立。因此,每次革命一旦清洗了在此之前统治的阶级,必有一个阶段会激起反抗运动,这运动指出革命的局限,宣布其失败的机会。革命首先想满足使它产生的反抗思想,但以后却不得不否定反抗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肯定它自身。似乎在反抗运动与革命的成果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对立。(www.guayunfan.com)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疑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天会出现在世界上。要征服存在,应从我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那少许存在着手,而非首先否定它。让法律沉默,直到建立起正义,这其实是让法律永远沉默,因为正义若永远主宰世界,则再不需要讲话。人们重又把正义交付给那些掌权者,唯有他们可以讲话。几个世纪以来,由掌权者所分派的正义与存在被称作恩赐,为了树立正义而扼杀自由,无异于恢复没有神明的圣宠的概念,让最卑贱的人重新成为神秘的偶像。甚至在正义没有实现之前,自由便保存了人们抗议的权利,拯救了人们的交流。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受奴役而默默无语的正义破坏了人们的沟通,最终不再成为正义。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了过度征服的目的,将两个不可分的概念分裂开。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必须彼此在对方中找到自己的界限。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从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唯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唯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反抗者·历史的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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