箸在秦汉时期的广泛应用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 次

箸在秦汉时期的广泛应用_木芹学术文选

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的440余年(前221—220),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秦汉封建专制王朝把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以及黑龙江流域的一部分,基本上置于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统一局面。

秦自统一全国之后,即推行“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和“齐一法律”等措施,有力地削弱了原华夏各区域间的界线。汉兴之后,多承秦制,虽言“与民休息”,但仍着力强化统一措施,迅速改变着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等状况,于是“海内为一”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这就为以使用箸进餐为显著特征的中国饮食文化大系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空间。

由于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开创了农工商各业发展的新局面,各地互通有无,经济和生活上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因而原来的仅以地望为区别的秦人、赵人、齐人、燕人、韩人、魏人、楚人等称呼逐步消失,并被代之以一个“汉”字来称呼,“汉”成为民族专称,汉民族正式形成,华夏汉族成为空前强大的人群共同体。她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人数众多、分布广阔等特征,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便又为以用箸为基本构件的中华饮食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强载体。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汉“文景之治”“汉武雄图”以及“光武中兴”期间,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西汉前期已是:“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民户已达1223.3万余户,人口达5959.49万余人。这就为箸的大量使用提供了条件,并为箸品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新要求,于是促成了箸的广泛应用,出现了用箸进餐的空前普及。如果从数量、使用范围和应用频率等方面而言,汉代和秦与先秦相比,可毫不夸张地称为箸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一、饮食烹调方式改进与箸的广泛应用(www.guayunfan.com)这一时期(尤其是汉代)与先秦相比,在饮食烹调方式上已有明显改进。主要是:出现了丰富的主食、副食、水果品类系列,一些专为饮食服务的行业开始出现和发展,烹调方式呈现出空前的创新,礼制和多种社会习俗充实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随着上述几方面新情况的出现,箸的使用频率加大,箸的不同品种也随之出现。在汉代,箸在全国人口中得到普遍使用,成为中国箸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一)主食、副食、果品的丰富品类

1.主食品类

秦汉间,汉人以黍、粟、稷、麦、稻、豆、麻为主食。黍、粟分糯性和黏性,稻有籼、粳、糯等种,麦分大小二种,豆亦分大和小,麻则指大麻子。

是时,人们用杵臼、踏碓、风车、石转磨等技术加工原粮以供食用。食用的方法不少,诸如稻米做成寒粥,即投米寒水之中;把饭暴干,河内尹羊陟、冀州刺史左雄、东郡太守羊茂常食饭,“饵而也,相黏而也”,即米粉饼、米糕。麦子加工后,做法也不少,有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等。又有胡饼,赵岐避难北海,贩胡饼于市中;汉灵帝喜好胡饼,所以京师皆食胡饼。《汉书·宣帝纪》:“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仇,亦以是目怪。”汉高祖刘邦“徙丰沛屠儿沽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胡饼”即后世之烧饼,至今仍流传不绝。而“汤饼”则是面块之类,后世逐渐发展而为面条。这样的主食,使用箸类食具进食最为方便,当时箸已随主食的丰富而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

以米粉、面粉为主要原料,添加蜜、糖、枣、鸡蛋等配料,用油炸、蒸、熬制的甜食种类很多,有稻食、麦食、黄粢食、白粢食、稻蜜郷、稻页、枣白颗、糖扶于(荸荠)页、孝颖(糖)、卵齐,等等。这类食品,无论在制作过程中,还是存食用过程中,大多离不开箸。以鸡蛋作配料,采用油炸方式加工,这是匕、刀、叉无能为力之事,箸已首担重任。

2.副食品类

汉人的副食以肉类为主,瓜菜为辅。肉食品有牛、羊、马、狗、猪、鹿、牦牛、野猪等家畜和兽类。鸟禽类有鸡、鸭、鹅、雉、雁、凫、鹄、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鱼类有鲫、鲤、鳜、刺鳊、银鲴、鲂、鳅、鳖等。食用瓜菜有藕、笋、瓠、冬葵、芥菜、芋、襄荷、黄豆芽等。

上述品类众多的肉类和蔬菜系列,使箸的使用大派用场。一些精细加工的肉食以及豆芽等类蔬菜,为了进食方便,更是离了箸不行。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说:“菜之美者,寿木之华,赤木之叶。”足见菜类已有优选要求。在这期间,人们大都经营菜园,如《论衡》讲:“董仲舒读《春秋》,三年不窥园菜。”《汉书·龚遂传》记,龚遂劝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

据汉淮南王刘安等所撰《淮南子》一书,西汉已发明豆腐制作之法。豆腐在当时被称为“黎祁”。此种食品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副食的丰富多彩,食品精细化被提上了日程,箸的应用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果 品

饮食中瓜果是重要组成部分。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修上林苑,群臣各献其果,当时李有金枝李、朱李、黄李、青房李、燕李、蛮李、同心李、车下李等;桃有湘核桃、绮叶桃、紫文桃、金城桃、霜桃等;梅有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三秦记》:“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搜神记》《西京杂记》《三秦记》《吕氏春秋》《东观汉纪》等文献记载,汉代还有柑、橘、樱桃、石榴、枣、杏、栗、胡桃、枇杷、葡萄、荔枝、西瓜、甜瓜、柿、菱角、橄榄、人面子、木瓜等瓜果类。尤其皇家上林苑中瓜果尽有,正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描写的:“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這柿,亭柰厚朴。腁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棣,羂睞离支。”

(二)烹饪方式的改进

关于西汉的烹调法,在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遣策中即记有羹、灸、炮、煎、蒸、熬、濯、痊、脯、腊、醢、鎠、苴(菹)诸种。羹即肉汤,纯肉汤为酵羹,有牛首、羊、鹿、豕、豚、狗、凫、雉、鸡等酶羹。白羹为加米屑的肉汤,有牛肉、鹿肉鲍鱼笋、鹿肉芋、小菽鹿胁、鸡瓠菜、鲫、鲜藕鲍诸白羹。中羹为加葵菜(冬葵)的肉汤,还有狗、雁、鲫、肉藕诸中羹。加蔓菁叶的肉汤为逢羹,有牛、羊、豕诸逢羹。苦羹为加苦荼的肉汤,有牛、狗苦羹。

加工烹调方式的灸、炮、蒸、熬、濯、脯、昔、醢等,简介于下:

灸,将去毛兽肉穿成串,悬火上烧烤。有牛胁、牛乘、犬肝、豕、鹿、鸡诸灸。炮,将兽连毛裹泥,火上烧烤,洛阳汉墓陶壶上有朱书“炮豚一钟”四字。煎、熬略同,即放食物于釜锅中,生火烘干至熟叫煎,加桂、姜、盐等佐料煮熟为熬。蒸,放食物于甑中,离水,隔水气炊熟。濯即炸。痊(脍),肉类细切吃生。脯,将肉条肉片抹盐,晒干即成。昔(腊),将兽去毛,烘烤后晒干的干肉。醢,即制作肉酱,牛、羊、猪肉、野味、水产都可以做,如兔醢、麋醢、鱼醢、蜃(蛤蜊)醢等。另外,尚有苴(菹),即腌制瓜菜。

与烹调密不可分的调味品,在汉代主要有盐、酱、醯(醋)、豉、曲、糖、蜜、姜、葱、韭、桂皮、花椒、茱萸等。

刘安言:“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灸,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正说明万方饮食的统一和规范,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汉代烹调方式的改进。“一牛之体”的一种原料,已可采用煎、熬、燎、灸等多种方式烹调出甘、酸等不同风味,乃至“齐味万方”。

(三)与饮食相关各业的兴起

由于饮食生活的丰富多样,人们各方面的需求量犬增,加之不同地域间的饮食各有不同,惟互相交融乃当时的总趋势,于是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蓬勃发展。饮食各业不仅种类多,而且规模很大,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即有下列各业:

酿酒业。“酤一岁千酿”。又据《汉书·食货志》说:一酿用粗米二斛,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一岁千酿”,其产酒量已非少数。在酒的品种上,汉代以谷物为原料。蒸熟后,加进大麦曲或小麦曲,发酵后酿造出酒,以供饮用。多次重复酿造的是美酒,次数少的为下酒。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有温(酝)酒、肋酒、米酒、白酒;满城汉墓中33个陶缸上朱写“黍酒”“稻酒”“上尊酒”“黍上尊酒”“甘醪”等;洛阳汉墓陶瓮上粉书有“酾酥”酒。

屠宰业:“屠牛羊彘千皮。”

酱园业:“醯酱千甑,酱千甑。”

粮食业:“贩谷粜千钟。”

畜牲业:“马蹄蹴千,牛千足,羊彘千双。”

油盐业:“蘖曲盐豉千答。”

渔业:“鲐鳖千斤,鲰千石,鲍千钧。”

蔬菜瓜果业:“果菜千钟。”

上述八业无一不与饮食相关,而油、盐、酱、酒成为社会生产业,正说明其需要量之大,这是饮食方式的改进促成的。而这些也为箸的进一步普及和广泛使用创造了条件。

(四)礼制规范与进食、用箸的密切联系

原施行于贵族的“周礼”,春秋战国时已逐渐废弛。至汉,汉儒经过改造重建,把它规范化、世俗化,施行于所有社会成员之中,成为人们治国理家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准则。

当时规定的“六礼,”即冠、婚、丧、祭、乡(饮)、相见,几乎项项涉及“进食”“用箸”。

当时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七教”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宾客,在日常往还之中,也少不了“饮食。”

当时已经成书的《礼记》虽说“源”于周公、孔子,事实上正反映了汉代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王制》中提到了“八政”,首先即是“饮食”。《曲礼》部分规范了待客、侍饮等的程度、仪节,重点仍在“饮食”。《昏义》中规定“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曲礼》里提到了“十不准”:“毋抟饭,毋放饭,毋流陃,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以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更是连吃饭的一举一动,甚至该不该用箸都作了“规范”。

这些礼仪虽然烦琐,但反映了汉代的礼制规范正在构建出其与饮食、用箸的密切联系。

(五)节俗、宴饮增多,促进了箸的频繁使用

汉代,许多节日活动开始成为传统,其世俗化、普及化的程度日渐增高。仅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所载,每年即有节日活动八个。

夏历(农历)正月初一岁首——元旦。

正月十五夜元宵节(灯节、上元节)。

清明节(扫墓、踏青)。

三月巳日上巳节(洁于水上,洗濯祓除)。

七月七日乞巧节。

九月九日重阳节。

春秋祉日。

冬祭腊日。

汉代的大型宴会,有皇帝主持的“元旦廷宴”,其规模庞大。班固《东都赋》记“元旦廷宴”情状为“廷实千品,旨酒万钟”。当然,箸是少不了的,而且用量甚多。

贵族富豪的宴会,从东汉武氏祠堂、孝堂山祠的石室画像看,一般以重楼高阁为背景,妇女在楼上,主人及宾客在楼下,宴会时间妇女与男宾不能接触。其厨房情况,从画像中可以看到许多厨子在忙碌,有汲水的、杀猪的、宰羊的、杀鸡的、打鸭的、烧菜煮饭的,各司其职。炉灶上面还挂有不少腊味。当时,贵族富豪生活奢靡,宴会频繁举办,尽日寻欢作乐,过着想象中的“神仙过的日子”。他们追求的是世上最精美的食品、最华丽的陈设。

除日常宴饮之外,汉代已出现了以素食为主的“花果宴”和盛宴之后的“茶宴”。

《太平广记》卷七记汉代王远故事:“闻麻姑来……八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是麟脯。”这便是对汉时“素宴”的描述。

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作有《僮约》一文,记有宴客之后的“荼宴”状况:“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芋,脍鱼糓鳖。烹茶尽具,已而盖藏。”

至于一般官吏,平时已是“五肉七菜,胜掩腥臊。”

在京城长安,汉代已有“胡姬酒肆”出现。这更给贵族、官僚提供了又一“人间天堂”。汉乐府诗《羽林郎》所描述的霍家家奴冯子都调笑酒家胡一事,即为后世铺陈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宴饮场面。

频繁的酒食征逐,众多的宴饮,正是当时进食方式改进之后产生的直接效应。此中,箸的大量使用更是前所未有。

二、箸的质料、形制在汉代的演变

据古籍记载,秦汉宴饮已成惯例,而由于进食方式的改进,箸的使用更为普遍。箸除用作进食具外,已成为陪葬、进奉等活动之用物,箸在质料、形制上比先秦又有变化。

(一)箸的质料状况

从各地考古发现观察,汉代箸的质料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西汉多竹箸,东汉多铜箸。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犀箸、铁箸、铅箸、骨箸,在西北地区有了木箸。

1.竹 箸

从湖北云梦大坟头、江陵凤凰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处,先后出土有四批西汉早期竹箸。其中,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竹箸16件,呈细长圆形,首粗足细,长24厘米,径0.2~0.3厘米,为西汉初(前206—前193年间)遗物。江陵凤凰山楚故都纪南城内东隅发掘出的167号西汉墓出土竹箸21件,形状圆形。168号墓出土竹箸10件,也是细长圆形,首粗,往下渐细,长24.5厘米,径0.3~0.5厘米。168号墓是汉文帝13年(前167年)墓葬,共出土500多件器物,除竹箸外,有漆木器、耳杯、盘、壶、盒奁及陶灶、釜、瓮等。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外,也有竹箸2件。此2件竹箸,细长,整体呈扁方形,长24.6厘米,宽0.3厘米,厚0.2厘米。箸的一端还绞编了数道细竹篾,似表明此箸的特殊用途。值得注意的是,这双竹箸出土时尚置于漆案上,案上还有盛放食品的小漆盘、耳环和酒卮等宴饮用具。

考古还发现,从云梦和江陵出土的竹箸,大都放置在竹筒(即筷笼)之中。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的竹质箸筒一个,是以天然竹节(即隔节)为底,上部有一长方孔,似用于挂放之用。高20.3厘米,内径2.2厘米。凤凰山168号汉墓中的箸筒,正面用黑色和红色彩绘几何纹图案作装饰,侧面有墨书汉隶“枇”二字。

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遣册六五”,记有“箸”一名,墓中出土竹箸筒1个,内放漆匕(匙)1件,竹箸21件。

据《说文·竹部》:“,竹器也,从竹,赞声,读若篡。”《方言》注:“箸,陈楚朱魏之间谓之。”《广雅·释器》:“,箸也。”可知,“牝箸”即箸筒(今称“筷筒”“筷笼”)。西汉时的箸筲也放匕,由此可证。

当时的箸多为竹制,即使身为贵族的马王堆汉墓墓主也不例外。这正好证实了《史记·平准书》所言:“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竹箸的大量而普遍的使用,如实反映了西汉初年物资匮缺的严重。从刘邦到吕雉到刘启,之所以标榜“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由于此。小小两根竹箸,反映出中国历史的真实。

2.铜 箸

东汉以来,铜箸屡屡出现。现已出土墓葬中铜箸,仅举下列7例:

(1)湖南长沙仰天湖八号汉墓出土东汉铜箸2件,长35.2厘米,径0.5~0.6厘米。整体呈圆柱形。

(2)湖南长沙东屯渡东汉墓出土铜箸2件,长22.2厘米,径0.45厘米,整体为圆形。

(3)四川大邑县凤凰乡东汉墓出土铜箸8件,长22.7厘米,径0.15~0.4厘米。首顶端呈六棱圆锥状,其下渐细,整体呈锥形。

(4)云南大关渔堡出土铜箸2件,长20.3厘米,径0.2~0.32厘米。首方足圆,与现代筷子的形制相同。

(5)湖南益阳羊舞岭出土铜箸1件。

(6)甘肃酒泉下河清出土铜箸2件。

(7)广州先烈祠5054、5064号墓出土铜箸6件。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金属火箸。火箸架在厨炊中央的火盆上,火箸首端有圆孔,似穿链条之用。

东汉铜箸的频繁出现,和西汉竹箸普遍使用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这固然是东汉的冶炼技术比西汉已有进展;而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成长,“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形成,”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都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生活上追求奢侈,于是封建社会上层较普遍地使用铜箸。

西汉是否有铜箸,下面一例可作探讨。在河南陕县西汉墓中,出土铜箸形器一件,下段近方形,中段稍粗,纽作螺旋纹,长9.6厘米,中段径0.7厘米。此例即使为“箸”,也属特殊形制。

总而言之,和西汉相比,东汉墓出土铜箸较多,而竹箸甚少。不过,这仅是从墓葬出土物而言,使用者应多为贵族。但在实际生活中,东汉人口约5000万,至少有4500万人应是使用竹、木箸,甚至在使用树枝、秫秸等作为进食工具。

3.其他质料的箸

(1)西汉已出现犀箸。《飞燕外传》记“后(赵飞燕)始加大号,(尹)婕妤奏书于后,上二十六物以贺,有文犀辟毒箸二双”。

(2)王莽新朝时出现铁箸。《汉书·王莽传》载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之“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自谓巨毋霸……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人身高约为今2.34米(以汉尺相当于今23.4厘米计),一般竹木箸甚不称手,使用铁箸似合情理。当时,冶铁业发展,多用水排鼓风,钢已出现,取代了一切铜器。巨毋霸所用铁箸,也不排除为随身兵器之可能。

(3)东汉已出现铅箸,此铅箸出土于重庆市江北香国寺。据《重庆市志·大事记》1954年10月5日条载:“第二区(今江北区)香国寺重庆皮革厂修建工程中,发现一座东汉花砖墓,出土陶屋、陶罐、铜洗、铁釜及铅箸2件。”铅本有毒,古人亦知之。故此铅箸或为武器,更可能为当时所用书写之“笔”。汉有“怀铅提椠”,为文字工作用语,亦记此以供进一步探讨。

(4)东汉也出现了骨箸,据陕西省榆林市文管所的资料,1998年8月神木大保镇胜利砖厂出土骨箸2件,其中1件已残断为4截,另一件残断为2截,整体呈现圆柱形,长18.6厘米,径0.5厘米。

(5)木箸。1994年,大连中国箸文化博物馆在山西曲沃县征集到木箸2件。木箸长31厘米,大小略有差异。其中一件首部宽0.6厘米,厚0.55厘米,足宽0.55厘米,厚0.5厘米。另一件,首部宽0.65厘米,足部宽0.55厘米,厚0.5厘米。整体呈扁方形。做工粗糙,箸面凹凸不平,刀削的痕迹明显,形制较原始,颜色与黑乌木相近,但材质坚硬,比乌木重。经鉴定,专家们认定这件箸品属秦汉时期的木箸。1959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东汉“精绝地”(有称“国”为“地”者)一座贵族曾居住的房址内,发现有麦、青稞、麋谷、干羊肉、羊蹄、干蔓菁、铁斧、木箸、木匕、炊帚、残罗圈、马绊、木钉、穿牛鼻绳、鞣皮木擦子等物。此木箸或为西汉之物,内地竹箸流行,边陲地区有的也已在使用木箸,这表明当时用箸助食已相当普遍。

(二)箸的形制、规格

汉代箸的形制,从已出土文物观察,大多为首粗足细的圆柱形,也有少量扁方形制者。

从规格上看,竹箸一般为长25厘米上下,直径0.2~0.3厘米居多,直径最大者为0.5厘米。铜箸一般长20~23厘米,最长的25.2厘米,最短的16厘米;直径一般为0.2~0.32厘米,最大的达0.6厘米。形制、规格中的特例,可举两三种。

(1)西汉竹箸(马王堆出土)。此2件竹箸为扁方形,长24.6厘米,但宽仅0.3厘米,厚仅0.2厘米。此双竹箸似专为挑食某种食品所特用。

(2)东汉铜箸(四川大邑凤凰山出土)。长22.7厘米,首部粗大,直径为0.4厘米,而足部尖细,仅0.15厘米,首部有六棱状装饰。此箸一次即出土8件,可见乃集中成批生产之物。

(3)东汉骨箸(陕西神木大保镇出土),残长为18.6厘米,最大直径0.5厘米,亦首粗足圆式圆柱体,但首尾直径差距不大,这正是骨箸的常见特征。

(三)与箸配套使用的匕、匙、勺

汉代墓葬出土的进食具,箸与匕、匙、勺几乎都是配套的,箸匙、匕箸、箸勺在宴饮场合同时备有,这与文献记载“匕箸”连提亦相一致。

从出土文物看,汉匕有骨制的,匙则木制髹漆、铜制、骨制均有,勺则多为铜制。从规格看,长度一般均短于配套使用的箸。东汉骨匕(神木出土)其柄多有装饰造型,有的尚有孔,似为挂放之用。

(1)东汉骨匕。神木县大保镇胜利砖厂东汉墓出土。残长17.6厘米,宽3.8厘米,双面刃、短柄、骨质疏松。

(2)西汉漆匙、铜匙。西汉漆匙,木胎,匙叶与匙柄端髹红漆,长柄黑漆,中缀一红色粗线,其风格为汉初形制、色调。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铜匙,匙叶微凹浅而扁,柄端二孔,柄首装饰一为龙形,一为车盖。二匙表面铜绿斑很厚。

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五寨山也有铜匙出土。

(3)东汉骨匙。东汉骨匙造型已异于西汉漆匙、铜匙,匙叶扁平如片,匙柄为圆柱状,柄端装饰比西汉更为复杂。

1998年8月出土于陕西神木大保镇胜利砖厂东汉2号墓前室之骨匙,通长22.2厘米。匙部片状形似芭蕉扇,正面微凹,匙柄为圆柱形,柄端刻一卧龙,神态活灵活现,是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4)西汉铜勺。西汉出土的两件铜勺,通长9厘米,勺长3~4厘米,勺宽2厘米左右,深度达1厘米以上。柄弯曲如弓。一件为江苏镇江西汉墓出土,另一件为江苏句容西汉墓出土。

现存西汉铜勺十件,其形制已明显区别于先秦和两汉之匕、匙,展现出其功能之变化。勺之主要用途,似已不仅用于吃饭,而且用于舀取流质食物及汤类,与后世之汤匙具有相同功用。另有学者认为,此类勺乃专司分饭之用。

三、箸文化形象的基本形成

从秦统一中国至东汉王朝覆灭的440年(前221—220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特别是经过西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社会生产力处于上升时期,因而人口增多,物资较为丰足,经济繁荣也带动了社会文化的新发展。由于用箸逐渐普及,箸的材质及品种有所变化,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箸文化的新发展。其显著特点便是“箸”的文化形象逐渐形成。箸的文化形象的形成,展示出箸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

秦汉时期我国箸的文化形象已基本形成,主要表现在用箸情状被铭刻传世。

“箸”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不可分,在汉代似已成为事实。尽管成书于汉的《礼记》等书记述了匕箸并用以及匕箸分工的种种礼制,且强调“饭黍勿以箸”“贵者匕之便也”等等,但在铭刻传世的画像砖、石刻上而和壁画上却出现了许多用箸场面。画面上处处描绘着箸的使用,却看不到匕(匙)。

让我们逐一观察汉代铭刻着箸的下列种种场而,从中体味箸的文化形象。

从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宴饮图》可看到,高楼大屋之下,二三人席地而跽,几案上明显地放着两双箸。图之中的正面坐者,一看便是受供奉的人物,左右侧面跽者一双手持盘盏,一双手持花果,正向正中人物表示侍奉、崇敬。而正中人物似又右手持箸向盘盏靠近(或认为是盘中斜插着一双箸)。图中三双箸形状明晰,反映出汉代的饮食特征,用箸成为普遍现象。

山东沂水出土的汉画像石《宴饮图》中,帷幔彩灯之下,二人对饮,二人面前的圆形食案正中摆放着箸,案上杯盘碗碟纷陈,但不见匕(匙)何在。1955年在四川彭县发现的画像砖,砖面宽24厘米,长48厘米。有人认为此画像砖的画面可能属东汉时一贵戚富豪之家的“家宴图”。从画而上可以看到:左、中、右共有三人。在帷幔高悬、花枝簇拥之下,左、中二人席地而坐,右面一人双手捧盘,作跪而奉献之状。引人注目者为中间之人,此人左手持箸,正向跪而进献者盘内夹食。全画焦点似乎也集中在用箸夹食这一“定位”之处。这是箸的使用已经在此时得到普及的又一明证,更是箸的文化形象引人入胜的结果。

出自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中的《邢渠哺父图》中,在帷幔高悬的“华堂”之内,被哺者跽于厚实的垫席之上,左侧一人,左手握箸,右手持斗,两箸问夹一食物,作进食之状。左侧后一人,似为侍者,左手又持一碗而至,作添馔状。

这幅画像,淋漓尽致地标榜了汉代最高统治者所倡导的“孝”,用画面写真传播了《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提倡的人子善事父母之情。而被视为美德的“孝”(汉代皇帝的谥号前,除刘邦之外都加了“孝”字),却是通过用箸来展现,这大可耐人寻味。这正是“箸”被广泛应用于饮食的明证,是以箸进食作为正常饮食礼仪的规范行为的确据。在这里,“箸”已具有了超食具的“道德”功能,“箸”所完成的是“哺父”任务,体现的是一种人的美好行为,其文化形象已有升华美。

1980年中国书店出版的《武梁祠石刻画》中的《邢渠哺父图》据石刻原件临摹,形象更为鲜明,箸的使用更加“明白如画”。这是“箸”的文化形象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再现。

以上各图带给了读者急欲求索的两个问题。一是文献中的“匕箸并用”,在石刻画和砖画中为何见箸而不见匕(匙)?

二是《礼记·内则》中早已明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之礼,为何沂水和彭县出土的画像砖的画面上用箸者都是使用左手?

对于第一个问题,以往的研究者们似乎有所忽略。他们大多强调文献所载“匕箸并提”,因见出土箸处有匕,便认为必然“配套使用”。而上列画像砖和画像石却用事实否定了“配套”的必然性。要说这些砖、石作品均是当时劳动者——社会下层,他们不知“礼法”,任意刻画,可被刻画者又岂能听任而不制止或更正?很可能,当时在实际生活中箸已不仅仅限于“夹”取羹中之菜食,用途更为广泛了。

对第二个问题,有人说:“以左手执箸是例外的左撇子,或是汉代尚左,原因不得而知。”这也许还可解释为:刻画者为方便起见,不计较左右,或刻画者意中之“右”,亦即图中之“左”。

但是,问题的要害主要在于画中所显示者正好与礼之所记矛盾。成书于西汉戴胜、戴德之《礼记》,多认为是据先秦典籍而来,因其强调维护“周礼”,被很多人硬认为乃是周之礼法。其实,“周礼”究竟如何,二戴似乎也了解的并不透彻。也许他们眼见人们偏偏用箸吃饭而不用匕(匙),才写上了“饭黍毋以箸”这种死板而又脱离实际的“信条”;或者看到一批左手执箸用餐之人,于是才提出了“教以右手”这类的“规范”。

汉代画像砖和石刻画像的画面,是箸的文化形象的体现。

除了砖、石画像之外,东汉墓还出土了画有“箸”的壁画。辽宁省辽阳市棒召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人表演杂技图,图中筵席并置有三圆盘(也许和上列图类似),盘中便置有杯箸。还有前文提到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壁画中,架在厨炊中央火盆上的金属火箸,这是箸的文化形象在汉代被铭刻传世的又一例证。

四、箸在政论、哲理、史著中的广泛出现

秦汉时期,“封建等级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长起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也是最高的地主”。“朝廷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上各级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汉初,为恢复社会经济,提出“与民休息”,标榜“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因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于是为维护“大一统”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由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引发了汉代激烈、曲折、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于是与人们生活日夕相处的箸,也被波及而涉入其中,被作为反映政见的载体之一、阐发哲理的重要工具及史著的一个内容,于是箸的“超食具”功能日益明显;箸的这种特有的,也是必然的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相联系的功能,也开始得以应时发挥。

(一)箸用作政论载体抒发政见

从西汉文景盛世历武帝、昭帝而至东汉明帝、和帝时期,前后270年左右,先后有贾谊司马迁、王充几位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哲学家阐发过对“象箸”的政见,以犀利的政论向当时的上层社会和贵族们的奢侈生活发出过挑战,此即历史上的对“纣为象箸”的议论。首先是贾谊,这位年轻有为的政论家、思想家,在其所著《新书连语》中提出“纣损天下,自箸而始”。

其次是司马迁,在其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一而再地评议“纣为象箸”一事,把“箸”与历史大事联系起来,指出箸导致国祸人亡的后果。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第三句写的是“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在《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第二段又记:“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面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司马迁继韩非、贾谊之后,以史记笔录肯定了“纣为象箸”实有其事。他之所记在用语上与韩非大同小异,把箕子“怖”改为“箕子唏”、“箕子叹”;箕子对纣使用象牙箸的分析也异于韩非,这也许是资料来源不同,辗转抄传致歧,不足为怪。

在《史记·殷本纪》里,司马迁对纣的印象是“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太史公对纣的评价,并不因有“好感”而饰其非,也不因其为亡国之君而诅之。他之极力指斥纣为象箸之过,正是史家之直笔。

第三要说王充。他被当代史学界赞誉为“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论者”。他的主要著作《论衡》是一部反对官方神学体系的书。载于《论衡·龙虚篇》中的指斥殷纣由使用象箸,追求奢靡而导致祸乱的言论是:“传曰:纣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极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挟,则必龙肝豹胎。夫龙肝可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从而痛之。”王充所言与韩非、司马迁所言同指一事,但内容略异。王充用“箕子泣”,并解释了“泣”与“怖”“唏”“叹”不同,认为“泣之者痛之极也”。王充由象箸导引玉杯,再引入“龙肝豹胎”,然后又推论“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最后导出“愁下则祸生”。其特别不同于韩非、司马迁之处,在于认为“龙”难得,其所具资料为何,未作诠释,但王充开篇即用“传曰”,或者其所依据比韩非、司马更为可靠也未可知。

汉之贾、司马、王三人以“象箸”为载体发表政论,目的均为阐发政治见解,“箸”成为关涉国家兴亡大事的“工具”。这是“箸”文化超越饮食文化范畴的社会功能,在汉代已明白可见。

(二)箸用于阐发哲理

汉代,继荀子、韩非之后,以“箸”作为工具阐发哲理的,刘安、王充可做代表。

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集合门客所撰之《淮南子》一书,在《齐俗训》中也记载了“象箸”,但却是从哲学角度阐发事物的发展原理:“故糟邱生乎象箸,炮烙生乎热斗。”“糟邱”“炮烙”是殷纣“好酒淫乐”与“滥杀异己”的产物。这是以两种食具“箸”和“斗”为工具,阐述糟邱—象箸、炮烙—热斗两组矛盾事物的内在联系,蕴含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这样朴素的辩证思想。“糟邱”本指酿酒所余酒糟堆积成山,却生成于豪华的象箸;“炮烙”是一种残暴的刑法,却由于美食离不开的热斗启发而造。记述矛盾对立事物的必然联系,也就准确地体现了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箸”的形象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除上述以“象箸”为载体抒发政治见解之外,也用“箸”作工具阐发哲学原理。他在其哲学名著《论衡·感虚篇》中说:“夫以箸撞钟,以击鼓,不能鸣者,所用撞击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过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为,虽积锐意,犹箸撞钟,击鼓也,安能动天?精非不诚,所用动者小也。”要使金钟轰鸣,撞击之具要适当,绝不能以主观想象而左右,揭示了只有主客观相适应,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又《论衡·四讳篇》说:“毋以箸相受,为其不固也。”告诫人们不宜用箸相互递送食物,因为这样做是不牢靠的。

王充的多次谈“箸”,反映了当时箸的普及程度甚高,哲学家顺手拈来,便于为众人接受。但更主要的是借此“小事”(却又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阐明事物发展规律。前者侧重说明“用之不当”,虽“精非不诚”,然而“动用者小”,是劳而无功。后者或说乃当时“民俗”,其本意为借此以言使物不当之弊,指出:即使存心不坏,但多数时间和场合,往往事与愿违而弄巧成拙。

(三)箸在史著中的广泛出现

西汉时中华民族饮食大系已经形成,所以用箸进食已普及化。但箸的运用不限于吃饭,更为突出的是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人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因而史著中“箸”已被大量采用。例如“张良借箸”便为一例。

《史记·留侯世家》载:“(郦)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史记集解》引用张宴语:“求藉所食之箸用指划也。”

此事发生在汉高祖刘邦三年(前204年),张良听说郦食其为刘邦出谋企图复立六国之后,即“谋桡楚权”的错误主意之后,因事关重大,顺手拿过刘邦手中用饭之箸为之筹划,从八个方面指出郦的主意之误,以说服刘邦。此后,张良获得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美名。

另如,周亚夫“尚席取鏩”也写到了筷子。《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景帝中三年,周亚夫“病免相”。“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鏩。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鏩。景帝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司马贞《索隐》曰:“言不设箸者,此盖非我意,于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盖当然也。所以帝视而笑也。若本不为足,当别有辞,未必为之笑也。”又裴《集解》引孟康语:“设无者,此非不足满于君之所乎?嫌恨之。”

周亚夫是绛侯周勃之子,孝文帝封他为条侯,历任将军、中尉,孝景帝三年(前154年)为太尉,五年升迁为丞相。景帝想废太子栗,以周亚夫力劝而罢;景帝想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又为周亚夫劝阻;景帝想封匈奴降王唯徐卢等五人为侯,周亚夫又言其不妥,唯景帝不听,五人皆封侯。周亚夫因此谢病,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免相。由此看来景帝赐食时“置大,无切肉,又不置鏩”绝非“偶失之”,此为有意冷落周亚夫之举。景帝给周亚夫加上欲图谋反的罪名,把他下狱,周亚夫“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班固《汉书》在卷40《张良陈平王陵周勃传》中,亦同样记述了张良“借代筹”及周亚夫困箸而死事。对于后一事,班固在字里行间很同情周亚夫。由箸引发的景帝迫害周亚夫一事,《汉书》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但轻重、深浅不同,别有弦外之音。

五、箸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

汉代经过刘邦至景帝刘启60余年的发展,至武帝时已进入全盛时期。武帝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牢固的政治统治,多次派兵经略边疆,将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版图之内,并在边疆屯田戍守,把汉文化直接带进这些地方,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当然,也就逐步接受了箸文化。

由于在边疆地区推广了中原的农耕等先进生产方式,边疆民族改变了以往以畜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较普遍地广种多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粮食、蔬菜,渐渐习惯了定居生活和农牧业生产,以刀箸并用代替单纯以刀或刀手并用的进食方式。一些原来习惯手抓而食的民族也开始了手箸并用,不少并兴起匙箸并用。一些原仅流行于中原的用箸礼俗、饮食礼仪,随着民族间的日常交往,传入边疆。

(一)箸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传播

我国北方原来主要为匈奴人所占据。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常给中原农业地区以威胁。至汉武帝时开始改变这种局面,他多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领兵向匈奴进行大规模出击,并迫使其远徙,不能再在大漠以南建立王庭。这一行动给来自北方的威胁以重大削弱,也保卫了广大的中原农业地区。汉王朝的实力向北方扩展,中原文化对该地的影响也就不断加深。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称北藩臣,朝正月以其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汉朝颁给他黄金质匈奴单于玺。此后,双方往来密切。在蒙古草原上众多的汉代匈奴墓葬中都有丝织品、漆耳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北方和西北各族不断吸收汉文化,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旱台南面发现一座东汉匈奴墓,“由墓道、前室、后室组成的砖石墓,墓道斜坡式,前室后室各近正方形,中间有通道。出土的陶器有鼓腹罐、直腹罐、双耳矮足鼎,以及甑、釜、井、灶、仓等,一方通高2.9厘米、宽2.3厘米、高0.8厘米的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据考察,这一时期,匈奴人的饮食具有陶壶、陶罐、四系铜扁壶、双系铜扁壶、铜釜等,食具有铜刀、铁刀、铜匙、骨匙等。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铜刀,弧背凹刃,刀柄饰扁条形,刀背与柄背无明显分界,柄端有三角形孔,长18厘米。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出土的铜刀,弧背凹刃,柄扁平,上饰三条蛇纹,柄端有圆孔,长21.5厘米。鄂尔多斯市出土的铜刀,弧背凹刃,柄身分界处有即将消失的栏,柄首为鸟头形,圆眼尖喙,柄上饰数道竖线纹,残长12.4厘米,宽1.8厘米;折背凹刃,环首,器形较厚重,柄上饰鸟纹,有即将消失的栏部突起,长15厘米。鄂尔多斯市出土的铜刀环首,柄与刀身有明显的区别,刀身前部翘起,素面。包头西园墓葬出土的铜匙,柳叶形匙头,匙槽很浅,柄饰螺旋纹,柄端有孔,长9厘米。包头两园墓葬出土的骨匕,呈长条形,平背弧刃,后端残,残长9厘米,宽2厘米。鄂尔多斯市补洞沟墓葬出土的骨匙,正面稍凹,柄部呈方形,已残,残长11.6厘米。鄂尔多斯市补洞沟墓葬出土的铁刀,分二式,一为直背凹刃,已残,残长14.0厘米;一为弧背凹刃,柄部留有木质残痕,残长17.5厘米。东北的夫余族当时在玄菟郡管辖之下,其“饮食用俎豆”,显系汉文化的影响。夫余“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足见汉文化影响之深。

(二)箸文化在中国西北、西部的传播

在汉代西域都护辖区内发现有许多遗址,如民丰县的尼雅遗址,1908年被斯坦因盗掘的衙署址中,发现用白杨围成的果园,园中有白杨、桃、苹果、梅、杏、桑等果木,另有一处葡萄园。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遗址北部清理了一座房址,长9.75米,宽5.5米,发现有字木简、无字木简和火缸残片。还清理了另二处房址,所采集的器物有红陶缸、搅拌杆、牛羊颈栓、纺织品、大木篦、木楦头、木桶、木瓢、木勺、铜勺、铁镰刀、小铁刀、东汉五铢钱、剪边铜钱、牛、羊、马、鸡骨骼和鹿角,还有全羊骨架、羊毛、羊皮、骆驼毛、马皮、牛筋、猪鬃、麦穗、干萝卜和盐块。同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一座贵族房遗址内,发现了麦子、青稞、糜谷、干羊肉、羊蹄、雁爪、干蔓菁、铁斧、木箸、木匙、苇炊帚、残囤箩、穿牛鼻木针、马绊、木钉、鞣皮木擦子等,显然箸文化在当时已广被西北边疆。

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北面两公里处,还发现四腿箱形木棺,器物有黑陶瓶、红陶罐、带杆木纺轮、粉袋、豆形木器、有柄木杯、木碗、木叉、木梳等,还出有两块白地蓝花棉布。以上是汉代精绝遗址出土物的一小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木箸、木匙、木勺、铜勺、铁刀……足可说明当时这里的人已经以箸进食了。

此外,如汉时龟兹王绛宾“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也反映了西部各族接受汉文化的实况。“乐汉衣服制度”是生活习俗的交流融汇的产物,箸的使用与箸文化的传播也必在其中。“如汉家仪”一句,对此已作出明确注脚。

(三)箸文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

西汉在云南置益州郡,领24县,东汉增设永昌郡。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这里有些地区有些民族中,已经用箸进食。如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出土铜尊2件,铜杯二件,铜勺二件(柄首作鸟头状),浅盘豆二件,敞口鼓腹小平底釜一件,铜匙五件,铜箸三件,双豹铜杖一件。

云南晋宁石寨山自1955年至1958年发掘汉墓4次,墓葬编号至M50,仅在出“滇王之印”金印的M6号墓中出土器物就达237件和九包一套,其中有人物屋宇铜饰物,木构人字坡顶,上屋正面有屋,栏板上有鹦鹉、牛头、猪腿,窗前一人抚案,并有跪坐侍者,旁置铜鼓,也有吹芦笙者。下层有长梯,更有人事炊煮。还有马羊猪狗等,呈贡城南24里,归化城北尖山南麓砖墓中发现庖厨陶俑,宽边圆帽,长衫束腰,跪坐,坐俎上剖鱼,另有侍俑,吹箫俑和抚俑。在昭通城东两公里的桂家院子里,在一座大封土下发现四座东汉砖墓,其中1号墓木棺失漆,出有铜釜甑、铜釜、铜豆、铜盘、铜番、铜壶、铜耳杯、铜箸、铜洗、铜行灯、摇钱树、五铢钱等。铜釜内尚存鸡羊骨,铜耳杯内有鱼刺和猪骨。以上出土的器物反映了汉代这里人们的饮食生活情况,使人领略到了此地饮食精细的程度。因此,使用匕箸进食已成必然。昭通城东汉砖墓出土的铜箸,正是中原箸文化在此地传播的证据。

西汉在今贵州地置柯郡。在威宁梨园工区清理的30多个墓葬中,出土了灰陶高足豆、单耳罐、大口尊、大口杯,颇具特点。在清镇、平坝二县,有西汉末东汉初的土坑、石室墓和砖墓,出土陶器有灰色、红色和黄色者,器形有瓮、钵及壶,纹饰则为方格纹和拍印几何纹,反映出地方特点。

(四)箸文化在华南地区的传播

汉武帝时,在今广西、广东、海南置郁林、苍梧、合浦、南海、儋耳、珠崖诸郡。在今桂林、梧州、玉林、钦州、贵港、西林、都安、鹿寨诸地,都发现有汉时墓葬。贵港城西十五里罗泊湾一号木椁墓,有前室、中室、后室和十二个椁体,三具漆棺,椁下二个器物坑,七个殉葬坑、车马坑。出土有大铜鼓、铜钟、铜俑、铜弹形壶、铜鼎等。另有五件杉木木牍,其中刻有厨瓿十一,仓种及米厨物五十八囊,中土食物五笥,厨酒十三罂等等。在广东也发现了许多汉墓,出土了印绳纹、方格纹、米字形纹、几何形纹的三足罐、四联罐、铜鼓、铜鼎、四蛙铜鼎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此时的华南诸郡,到东汉时期,已普遍出现了陶屋、陶仓、陶井、陶灶等,均类似中原形制。这些屋、仓、井、灶所反映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也正是箸流行和箸文化传播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原载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