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开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 次

司马迁开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_木芹学术文选

司马迁著《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中也包括了少数民族的往事和少数民族的来者,故《史记》中有各族之传:

自三代以来,中国常为匈奴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汉既平中国,而陀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www.guayunfan.com)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1]

司马迁之所以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其近因或者说直接的原因是“设备征讨”,当时的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保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抑或通使往来。显然司马迁把他们看成汉封建国家的一个成员。或认为他们同汉的关系异常密切。无须多言,一看就知道他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而有同为一家之情。后来许多史学家将少数民族传集中在书末,顶多也只当作附录,在此类人看来边疆少数民族是“别种殊域”,与汉族和中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为后来许多封建史家所望尘莫及。

另外,司马迁将同边疆少数民族有关的人物传,大多置于有关少数民族传之后。即: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还有让封建正统史家瞠目的是司马迁将张骞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事,一并在《大宛列传》中叙述,没有另立其传。这正反映了司马迁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据事直书”,所以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耿直傲骨。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博览群书,继承文化遗产,这是一。而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的游历,是为核符事实所作的大量的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这样他以经过验证的事实为依据,下笔就成竹在胸,这是二。另外他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南灭吕嘉,西南夷列郡县而治,东北立玄菟、乐浪两个边郡,并列河西四郡,而且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同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的时期,这一切司马迁均耳闻目睹,这是三。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临终前对他说:“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对此话司马迁刻骨铭心,这是四。还有,就是他有“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核心信念。

如此说来,赵翼对司马迁将“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的指责,现在看来不但不是司马迁的什么“不足”或“错误”,而且这恰是司马迁对待事物、对待少数民族的伟大而难能可贵之精神所在。

当然在次序的编排上,也有另外的,即“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他之所以如此,首先李广于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为中郎,孝景初为将,而汉与匈奴间大规模的战争却在武帝时,即时间在前。其次,汉武帝对待李广是不公平的,当与匈奴作战时,最好的马、最精锐的部队、最佳的供给,首先照顾给身为皇亲国戚的卫青、霍去病,而李广仗须同样打,却从各方面遭到亏待,其本人最后被迫自杀,造成悲剧,可卫、霍却青云直上。司马迁对此愤愤不平,故在李广传后他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他对李广之崇敬如此,对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如何呢?他说:“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识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卫、霍为皇亲国戚,处处受到汉武帝的庇护,他们对人主唯命是从,司马迁故有鄙视之意,只不过是托苏建之口说自己的话罢了。无怪乎太史公在《匈奴列传》后大为感叹地呼喊:“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另外,司马迁为少数民族所立的传,除了“据事直书”外,使人们读了以后对所述各族之社会、生产、风土人情等等,印象尤深。以《西南夷列传》为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短短的一段文字,却把整个西南夷描述得脉络分明,历历在目。从地域讲,分为夜郎、滇、邛都、辒、昆明、徙、都、冉、白马等七个部分。从社会经济生产看,有结、耕田、邑聚和君长,即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生活的夜郎、邛都、滇为一类;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即过着无君长,从事畜牧,不定居的辒、昆明为一类;有君长,或农或牧,或农牧兼营,定居或半定居的冉,都和白马为一类。从民族渊源讲,除夜郎之外,大都属于氐羌。另外,这七个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社会发展水平各有特点的区域,同汉武帝时所建立的柯、益州、越辒、沈黎、汶山、武都等六郡相呼应,前后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志的佳作。若没有据实直书精神,没有广博学识和较深入的实地考察以及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贵为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人。

总括起来,司马前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

司马迁为什么能够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而开其史志之先河呢?除前面所说的外,尚有历史的和当时现实的两个方面原因,具体讲,就是司马迁继承历史传统和他的时势观两个方面。

司马迁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就是大一统的思想,具体讲就是“先王之制”,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2]。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其中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五个层次,由里及表,各有情况。另外,在这个多层次的整体内,所言荒服地区的犬戎氏等等,没有歧视以致污蔑的意思,不管是要服区的蛮夷,或荒服区的戎翟,也是天子下辖的一员。这一思想是可取的,而司马迁所继承的正是这一思想。当然,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西周时五个层次的国家同西汉多民族、多层次的集权国家相较,从阶级属性、体制等多方面有了质的不同,但是多层次、多民族这两点上却为秦汉所继承,而且广大之。大家知道,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是相互联系的。

司马迁对上述两方面的继承性反映在哪里呢?先说统一整体问题上。他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他对范蠡不管事越或至齐,都干得很出色,非常赞赏。他对屈原的感叹则更为突出,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3]太史公对屈原之文章和为人,十分钦佩,而对屈原“自沈渊”,却又十分惋惜,故有“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莫名之状。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总有一个整体,即大一统的国家,不分秦、楚……他们都在一个整体之内,屈原为何寻此短见?可见司马迁之感叹是有道理的。

至于说到少数民族,司马迁特把滇王看作楚之苗裔,“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对邹阳上书他也很欣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词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司马迁评价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4]这是以事为主,不以族分,是值得肯定的。司马迁继承的正是这一点。

贾谊言,秦“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他所说的“势”,就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秦之强盛并兼并其余六国,从经济上讲,地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从政治上讲,封建专制集权制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秦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族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锄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使秦很快倒塌了,原因在于秦之失政。这是他引用《过秦论》。司马迁说:“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之与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5]司马迁不仅仅是赞赏《过秦论》,我们应该看到其思想观点是和贾谊完全一致的。

由此看来,司马迁也讲“势”,而他所说的势,最突出的表现与他的经济思想当中。他说:“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6]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不停地冲破着地域的和民族的界线。

这一经济发展总趋势,到了西汉更加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就以当时关中具体情况而言:“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南御滇、,僮;西近邛、、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7]可见,不仅中原汉族内部的联系加强了,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不言而喻,中原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或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空前增强。

它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里,就是不论士农工商,也不论是哪一阶级和阶层,求“富”成了共同的愿望,或者说人们的求“富”欲,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司马迁说:“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8]这是司马迁观察和认识社会的基点,或者说是他的时势观、社会发展观。就是这种时势的发展,导致了汉族内聚力的强化,而边疆少数民族内向力的增长,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连绵不断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是司马迁对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所做的比较客观如实的概括。

贾谊、司马迁等的封建社会发展观,到柳宗元《封建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士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其实质就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司马迁将当时发生的一切,皆归结于人们的“富贵”欲。当时确实是由士农工商的“富厚”欲促成了“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的局面,“势”所使然也。

《史记·匈奴列传》的后面,司马迁有下面一段话:“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到“是以建功不深”一节如何解?司马贞“索隐”言:“谓说者谋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时权幸,但务谄进其说,以自便其偏指,不参详终始利害也。”也就是说对匈奴用兵,只不过是将其利害和后果置于不顾,而贪“求一时权幸”所发动的。二是对“尧虽贤”至“唯在择任将相哉”一段如何解?张守节“正义”言:“尧虽圣贤,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此话不但说任人不当,也言“多伐匈奴”有问题。

先说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西汉前期,两者之间,汉处于忍辱、退让、和亲的被动地位。经文、景间的恢复发展,特别到了汉武帝时,情况有了根本变化,即汉从被动局面一跃而拥有了主动权,在物质上、精神上有了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汉有能力、有信心在对匈奴作战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敌对的匈奴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发展的阶段,特别富有掠夺性,加上匈奴无“城郭田农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碰上恶劣气候,畜群遭灾,就更加富有掠夺性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同汉和亲,按时得到粮食、衣物的赠与,但仍然对中原不断地进行劫略,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也就是说汉与匈奴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制社会所固有的掠夺性之间的较量[9]这就决定了汉与匈奴间的战争绝非可有可无。

如此说来,从汉与匈奴间的整个战争来讲,不存在由于个人的邀功求幸而发动的问题,仅仅是在战争过程中,抱着一人一家之宠荣而参加进去,并有许多丑恶面孔在充当角色进行表演,如李广利之徒就很典型,我们对此二者是应该分开的。

至于说到司马迁用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以攻当代之罪”的问题,确乎有之,因为当时确有那么一批人,为了邀功,为了荣华富贵,不自量力地往最高统治阶层里钻,有的公然也得逞了,而真有将相之才的人,或被埋没,或得不到重用,如李广就是一例。可见司马迁之“攻当代之罪”是有根据的,也正表现了他“据实而书”的气质。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围绕着对匈奴战争而用人,从主流方面是应该肯定的,择之不尚、用之不当的是非主流的一面,于是我们不能不说太史公在这个问题上,不免受到了个人对汉武帝情感上的隔阂的影响。

其实司马迁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帅以次封矣。”这里免不了有讥讽武帝之嫌,唯对匈奴的战争,是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之故,则知司马其言并非单纯为讽喻武帝而发。

这一认识还从《太史公自序》中得到充分的佐证: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疏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蛮夷,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总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本人,以及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是持肯定态度的。柳宗元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说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而“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所以才能“理且安”。周秦之别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秦汉则其制相一,唯秦失于政,汉却制、政基本相宜,论之当矣。这些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反映。

综上所述,司马迁是一个远见卓识之士,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大一统的思想。一部《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说了话,立了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以后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可算是我国少数民族史志学的鼻祖。

(原载《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史记·周本纪》。

[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6]《史记·货殖列传》。

[7]同上。

[8]同上。

[9]详见后文《论西汉与匈奴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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