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间唐诏苍洱盟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 次

贞元间唐诏苍洱盟_木芹学术文选

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自初唐吐蕃兴起,其势力发展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县)边境,双方处于时和时战状态。从开元末起,战争频起,特别经过天宝年间洱海区域战争后,南诏臣属于吐蕃,攻占了辒州。吐蕃却屡攻陇右,乃至黎、雅(今四川雅安)。《新唐书·突厥传序》:“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又“广德、建中间(763—764,780—783),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自度不能留,辄引去。蜀人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旧唐书·韦皋传》:“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何以造成这样的局面?经过安史动乱,地方残破,唐王朝力量衰退;南诏却刚统一全区,向上和扩张之势甚锐,吐蕃以南诏为其所用而显得壮大了自身力量。吐蕃与南诏的结合,对西川构成严重威胁,唐边防亦受其牵动。

唐王朝要么改变原来与南诏相对立的政策,或者仍其旧,二者必居其一。《通鉴》贞元三年载:“(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又说:“李泌言于上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一是吐蕃自身力量减弱,一是南诏与其有矛盾,尚可利用,还有南诏“本唐风化”(异牟寻:《与韦皋书》),“不得已而叛唐”(《南诏德化碑》)并有“复为唐臣”的念头,同时出于远交近攻的策略,终于选择了招徕南诏以削弱、牵制吐蕃的方针。

唐、吐蕃、南诏相互间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在发展着,当然也在变化,南诏与吐蕃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就是当时的一个新的动向,于是三者互相利用矛盾,为其各自的利益服务。在这矛盾斗争中,唐王朝握有主动权。

唐王朝南通云南,断吐蕃右臂的策略定下后,具体由韦皋实施这一方针。韦皋于贞元元年(785年)出任西川节度使。在此以前,崔宁镇蜀十二年,“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张延赏传》),经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南诏合扰西川后,张延赏代西川节度使的五年中,与吐蕃盟约,然兵争不息(《吐蕃传》),韦皋的使命是很艰巨的。(www.guayunfan.com)韦皋的第一个措施是招抚东蛮首领骠旁、苴梦冲,苴那时等,《通鉴》贞元三年(787年)载:“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韦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闰五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伺导达云南。”六月,“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四年四月,“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晏之于麟德殿,赐赉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自天宝年间战争后,阁罗凤臣于吐蕃,并乘机占据了大渡河以南地区,而这区域的东蛮处于唐、吐蕃、南诏三个势力之间,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明的或暗的同时与三者保持着联系,韦皋充分地同时也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即先招抚东蛮,从而利用东蛮首领来疏通与南诏的渠道。《旧唐书·南诏传》载:“苴乌星归化,微闻牟寻之意。”经过东蛮首领同南诏往还,从中斡旋,故韦皋得以详知异牟寻意欲内附之情,并导致了异牟寻托东蛮首领入朝之举。东蛮是实现此次唐王朝与南诏和好的桥梁,韦皋的第一步就走的成功。

韦皋的第二步就是促使南诏与吐蕃之间的矛盾激化。《通鉴》贞元四年(788年)载:“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虽内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与此同时,韦皋屡谕异牟寻,加速了唐王朝与南诏结好的过程,《通鉴》贞元五年载:“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屡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昕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韦皋一面坚持从正面劝谕异牟寻,并以放归原使段忠义等,以表示诚意,从而逐步取得异牟寻的信任。另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加深吐蕃与南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并巳临近到了破裂的边缘。

在这比较关键的时刻,韦皋不失时机地采取了果断措施,《通鉴》贞元八年(792年)载:“十一月,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以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终于导致了异牟寻三路遣使达成都的结果。

韦皋争取南诏的过程中,如前所述,首先是搞好与东蛮之间的关系,并共同对付吐蕃。《旧唐书·吐蕃传》载,贞元五年(789年)剑南节度使韦皋遣将王有道等与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苴梦冲等率兵于故辒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新唐书·韦皋传》说:“初,东蛮地二千里,胜兵常数万,南倚阁罗凤,西结吐蕃,但势强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有战功。”不仅东蛮,就是吐蕃直接控制下的所谓西山八国,也附于唐。《通鉴》贞元四年载:“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普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十一月,“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普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辒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又贞元五年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辒州台登北谷,大破之,……尽复辒州之境。”既体现了韦皋与东蛮、西山各族和睦相处的意愿,也显示了有力量、有办法对付吐蕃,这无疑是促成与南诏和好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韦皋的远见卓识及富有成效的措施,对于修好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且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是否成功,还得有南诏异牟寻一方的条件,即功成于两厢情愿。

《旧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谋内附者十余年也”。何以“谋内附”?是因为“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苦之”。即与吐蕃存在有严重的矛盾,《新唐书·南诏传》所载异牟寻致韦皋书里说得更加具体。然而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所谓利罗式问题。所谓利罗式,当即矣罗识。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有“剑川矣罗识”,又记“剑川罗识与神川都督言语交通,时傍与其谋,俱求立为诏,谋泄,时傍被杀害,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罗些二城。”《新唐书·南诏传》亦记其事,唯作“矣川罗识。”即衍一“川”字,又施浪诏被阁罗凤击败后,诏主施望欠走永昌,而“望欠弟望千北走吐蕃,吐蕃立为诏,归于剑川,为众数万。望千生千傍罗颠。南诏既破剑川,尽获施浪部落,千傍罗颠脱身走泸北,今三浪悉平,惟千傍罗颠矣识子孙在蕃中”。

开元年间(713—741)南诏统一洱海区城。攻占了洱海以北的赕、浪穹、施浪三诏地,而三浪率部退居野共、剑川,为吐蕃所收容。在吐蕃的保护下,集众数万,仍得称诏,图借吐蕃之力抗南诏,一直想恢复故地,而吐蕃则利用三浪以牵制南诏,并作为向洱海地区不断扩张势力的前导。天宝战争后,南诏乃臣属于吐蕃。然而同吐蕃庇护下的三浪残部间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处于更加微妙境地,即吐蕃既封南诏为赞普钟、日东王,并用其力以对付唐王朝,却又重用三浪余部以遏制南诏,这是南诏心腹之患,且有口难言,因此如异牟寻给韦皋书中所述:利罗式利用其所处地位,“眩忽部姓”,煽动部落百姓叛蒙氏;利罗式有宠于神川都督论纳舌,从中捣鬼,私取重赏,苛削百姓,致使“部落皆惊”,利罗式狐假虎威,心怀叵测;而吐蕃重用利罗式,“辄怀搏噬”,有亡南诏之心等等。这是南诏的苦衷,也是双方不可能长期结盟的最深刻之根源所在。

还有双方迅速达成修好之协议,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郑回的作用,《旧唐书·南诏传》载:“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辒州西泸县令。辒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尝言于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取求;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异牟寻于郑回,真可谓言听计从,而郑回的威权最重,并很有才干,千方百计致力于促使南诏归唐,这一点还突出反映在崔佐时盟誓之事,《通鉴》贞元十年(794年)载:正月,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云南王异牟寻俯受诏。郑回劝异牟寻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会印,复南诏旧名。剑川石宝山石窟王者像中有异牟寻,其左右各雕文官一人,戴纱帽、穿大袖袍端坐,盖为清平官,杨征福记石窟雕像谓“据说是唐西泸令郑回”。所雕端坐文官之一,可能是郑回。正如方国瑜所说:“郑回为唐臣,任南诏清平官。异牟寻归唐朝,郑回之力居多,且此行动对于南诏关系甚大。南诏后期缅怀先世,凿石造像,供奉异牟寻,郑回亦在内,此实可能也。”

正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及条件,双方重新和好。首先,异牟寻三路遣使诣成都。《通鉴》贞元九年载:“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至于发使时间,是在贞元九年四月。樊绰《云南志》卷末《赵昌奏状》中所记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云云,当误。

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双方约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韦皋于贞元九年十月,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通鉴》载,贞元十年正月,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异牟寻率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誓事,《旧唐书·南诏传》载:“明年(贞元十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云苍山神祠。”樊绰《云南志》末卷录有《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

韦皋遣崔佐时与南诏约盟,这是修好关系中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表明了唐朝对南诏诚心和好,从而取得了南诏的信任,导致南诏与吐蕃关系完全破裂。

异牟寻为了进一步表明归唐的诚心,同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失时机地对吐蕃发动了进攻。《旧唐书·南诏传》载:“初,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重,乃征兵于牟寻,须万人。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遣使告捷。且请韦皋使阅其所虏获及城堡,以取信焉。时韦皋上言:‘牟寻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众十余万。’”此役经过及其结局大略如此。崔佐时与南诏点苍山神祠盟誓,在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己卯,异牟寻破吐蕃在贞元十年正月十八日壬辰,相隔不过十三天的时间,报捷在贞元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这说明异牟寻早有准备,且可推测崔佐时还在羊苴咩城时,军队已经出发。此役还具有完全的突然袭击性,因而一战而胜。

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到了此时,不但有点苍山的盟誓,且有异牟寻神川之捷。双方趁热打铁,互派信使往还,并以册封异牟寻为“南诏”,从而把这经营多年的和睦关系明确地肯定下来。《通鉴》载,贞元十年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晏,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册封“南诏”之举,乃从韦皋之奏请。《旧唐书·南诏传》载:“韦皋奏: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仇宽献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传示无穷。从皋之请也。”《德宗本纪》亦载:“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诏,韦皋因其旧而请之。”此言从韦皋,“因其旧”而给金印之请。还当提出者,何以不因袭皮逻阁、阁罗凤时袭赐“云南王”之旧号,而册号“南诏”呢?《旧唐书·南诏传》载:“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名。佐时与盟讫,留二旬有六日而归。”《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遣弟凑罗楝,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赐赉有加,拜仇宽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又《通鉴》贞元十载:“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则封南诏号为异牟寻的要求,贞元十年正月,崔佐时在阳苴咩城盟誓之前,异牟寻即已提出这一要求,贞元十年六月,凑罗楝等献图输贡时,又再提出“复号‘南诏’”之请,而韦皋奏请之内,当有此内容,此可得而说者。异牟寻之所以“请复南诏”号,不要其曾祖“云南王”之号,嫌其小,同时去掉赞普钟、日东王等吐蕃授予的名号,以示脱离吐蕃,而以最早发迹时的“南诏”之号,显示其政治上的强大和尊严。

派遣袁滋出使之时间及经过,《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年六月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则知于贞元十年六月癸丑,命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贞元册南诏印”。惟《册府元龟》载:“贞元十年五月,加工部员外郎袁滋兼御史中丞,赐紫金盒袋,持节册南诏使。”又将凑罗楝、尹仇宽入献地图方物及请复号南诏,并被封为高溪郡王,事纪于贞元十年十二月,当误。《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年正月壬辰,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新唐书·南诏传》:“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楝,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赐赍有加。”方国瑜《南诏信使录》说:“凑罗栋、尹仇宽入朝,诸书所纪之月份,有六月、九月之异,《旧唐书·南诏传》则在八月,疑为两次出使,一在败吐蕃后献地图,请封号,六月至长安,即归。复以九月献吐蕃印,故《唐会要》卷99曰:‘贞元十年九月,南诏又使蒙凑罗楝及清平官尹仇宽’云云,足见先后二次,惟史载互略致不清耳。又《新唐书·南诏传》曰:‘拜尹仇宽左散骑常待,封高溪郡王,’不辨为二次授命,又尹仇宽亦作求,音近也。凑罗栋,《通鉴》栋作楝,注曰郎甸反,疑楝为形误而误注之。《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年六月癸丑,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按,樊绰《云南志》卷1、卷4,《册府元龟》卷965(两见),《唐会要》卷99,新旧《唐书·南诏传》并载袁滋册南诏事,唯《册府元龟》作五月,《新唐书》作明年(十一年)六月,《樊志》卷4作封为云南王,当并误。袁滋出使以十年九月二十日至石门,题名同行者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诸人名亦见《新唐书·南诏传》及《樊志》卷4。”

袁滋等于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经石门(大关县豆沙关)入云南。册封礼毕,异牟寻遣尹辅酋为首的使团,与袁滋等同路,于贞元十一年三月至长安。唐王朝赏赐使团,同时将于贞元十年入长安返途病故的信使凑罗楝追赠为右散骑常侍。

贞元十年南诏归唐一事,有其重要的作用。从唐朝方面讲,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边州政策,并把中原与边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之间和睦相处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云南安抚使司”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另外,唐王朝得到一个喘息的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南诏或吐蕃的压力。

对吐蕃来讲,经长期同唐、大食和回鹘的战争,人民疲惫,即“差征无时,凶荒累年”,统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变乱不息,走向衰落,而南诏不仅不再听命,且为南诏所击,于是更加削弱了吐蕃的力量。《通鉴》载:“贞元十五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共击吐蕃;以兵粮未集,请俟它年。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辒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新唐书·吐蕃传》载:“比年寇黎辒,韦皋常折其兵,定德畏罪,遂来降,因定昆明诸蛮,……宪宗初,遣使者修好,……比年来朝……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肉,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开成四年(839年)……自是国中地震,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枕藉,鄯廓夜闻鼙鼓声,人相惊。会昌二年(公元849年)……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关于这一问题,方国瑜论曰:“吐蕃之盛,羁属西北二十余国,尽占西南诸羌,自项党(西夏),盐夏(陇西)、松茂以至黎辒之境,长期与唐争夺,唐苦吐蕃侵扰,结纳回鹘、南诏,削弱吐蕃之势。自贞元年间回鹘与吐蕃争北庭,南诏与吐蕃争铁桥,吐蕃遭受损失,亟图恢复,但南诏与唐联合的牵制力强。以后吐蕃势衰,加之天灾人祸,更不振作。”如《新唐书·吐蕃传赞》所说:“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才,犁其廷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域华人,谋夫墟帅环视共计,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总之,吐蕃自此以后,其向内地或南诏辖区出击的势头大大减弱,乃至没有了,从这一方面看,与其说衰落,毋宁说是发展了,吐蕃自达磨赞普被杀后,内部分裂了,形成四个政权,即在今后藏的阿里王系(后来进一步分为孟域、象雄、布让三部)和亚泽王系,在今前藏的拉萨王系(后进一步分裂出冲波巴、姜瓦郊、拉波浪巴、至巴、业塘巴、芦巴藏巴等部)和亚陇觉阿王系,这正说明吐蕃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向其深度和广度发展,《旧五代史·吐蕃传》载:“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丧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又《宋史·吐蕃传》说,“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泰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以吐蕃向四周扩张势头讲,当然“已微弱”,或“亦自衰弱”,可是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实现了封建化,应该说是前进了。因为地方分裂(或分封)割据,各自“管土管民”闭关自守等等,正是封建农奴制的一些典型表现。

从南诏方面看,所得益处更大。首先免除了吐蕃的威胁,扩大了统治区域,即设立了铁桥节度,统治原吐蕃神川都督辖境,同时占有阳蓬岭以南的辒州地。其次,在战败吐蕃的过程中,同时也消灭了“三浪”余部,从而消除了心腹之患。还有自此以后,“云南安抚使司”的政区名称,与南诏相始终。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南诏跨入一个内部迅速发展的封建化时期,确立了封建领主制度。

综上所述,贞元间唐诏苍洱之盟,不但是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具有全局性的一件大事,也为此后近五百年间唐宋王朝与南诏、大理以及吐蕃三者之间和睦相处奠定了基础。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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