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5 次

论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绝非原生形态的母系家庭,而是附着在封建社会的次生形态。本文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挫折、纳西族母系家庭在维护封建领主制中的作用以及母系家庭在当地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对其与封建社会同体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云南宁蒗县下属的永宁区,其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居住着近千户纳西族,不到6000人[1]。就在这个不足千户的纳西族聚居区,我们看到了母系家庭(包括母系父系共生的混合型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走访婚和一夫一妻婚并行、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的情景,不少同志就此做了一些研究,这里谈谈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但愿对问题的深入探讨有所补益。

一、永宁纳西族社会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曾有论者认为永宁纳西族的封建社会是“从母系氏族社会脱胎出来的,它跳越了父系氏族公社和奴隶社会等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2]。(www.guayunfan.com)其实,自魏晋以降,直至明朝中叶,永宁、丽江、盐源诸地纳西族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据樊绰《云南志》所载,7、8世纪居住在铁桥(今巨甸塔城)上下及大婆(鹤庆坝)、小婆(永胜坝)、三赕(丽江城区)、探览(永宁)、昆明(盐源)等地的纳西族先民从事畜牧业,其中以放牧牛羊为主。当时的家庭是部落生产生活的最小单位。由于畜群的繁殖,产生了交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部落联盟。如果用汉晋以来纳西族先民的大本营双舍(盐源)为坐标,其向西南发展最远的一支,即是居住在洱海东岸宾川县并以宾居为中心的越析诏。越析(麽些)诏,就是部落联盟,它正处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或者说,它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至于它所显示的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婚,更是无可怀疑的。当然,不排除母系家庭和对偶婚的遗留。越析诏被南诏击败后,东渡金沙江,返回纳西族的聚居区盐源地,而盐源、永宁、丽江诸地纳西族先民的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所以说,上述诸地纳西族同越析诏的发展差不多,亦正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

另外,在纳西象形文字及其东巴经书中有非常逼真的书写和记载。

酋长(ndzl33),写做像人散发披毡而坐,其貌使人可畏。而奴隶主(s133p′e33)则从酋长转化而来,其字由统治者的坐形,披毡而坐,以及不耕不织的不劳而食三部分组成。纳西象形文字中,神,写成戴尖帽而坐,酋长,散发而坐,巫师,带佛冠而坐,而普通人则写成光头两手伸开。sl33 p′e33一词,在今天永宁纳西族仍沿用着,唯不再是奴隶主的含义,指的是封建领主,不过封建领主是沿用了sl33p′e33一词,这是可以肯定的。另外,凉山彝语中奴隶主叫做sl33p′33,这与纳西语sl33p′e33为同源词,这无疑是纳西语sl33p′e33一词原来指的是奴隶主的有力佐证。

在百姓中,则有奴隶(u21),其中又分为男奴(u21),写成黑头,手脚均伸展开来,以示被人所使唤,女奴(dzy21),从妇,手镯为声;女家奴(dzi33u21h55l33me33)写成背水状;另有童奴(sy55mi33)、牧奴(lv33)等[3]。

以上清楚地表明,酋长已向奴隶主转化了,男女奴隶(包括家奴、牧奴、童奴)出现了,这应当发生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众所周知,永宁纳西族封建领主社会中的封建领主叫司沛(sl33p′e33),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俄(u21),很明白,司沛是从sl33p′e33(奴隶主)转化而来,而俄等级是原来u21(奴隶)的延续。

酋长是怎样转化成奴隶主的呢?永宁纳西族很早是由“西”“胡”“牙”“峨”等氏族中繁衍出来,逐步发展为上百个的“斯日”(本义为“一根骨头”“一盘子饭肉)”,每个“斯日”包有几户,多至几十户同一血缘的家庭。进而由若干个近亲“斯日”组成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血缘“斯日”间和部落互相之间的联盟或战争不断发生,其结果有的“斯日”和部落被征服,置于征服者“斯日”或部落的统治之下,其首领转化为斯佩(奴隶主),其余被征服的“斯日”成了“责卡”,(百姓),而俘虏或由于各种原因从责卡中降下来的人成为“俄”(奴隶)。

丽江、永宁和盐源诸地纳西族的封建社会也都在13至14世纪形成。

由此看来,永宁纳西族跳越了父系氏族公社和奴隶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永宁纳西族封建社会中的母系家庭绝非原生

永宁纳西族社会中有三类家庭,即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和父系家庭。但这里的母系家庭不再是原生形态了。

首先,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的性质是个体的、分散的。

据忠实、开坪两乡12村的调查统计,三类家庭的数字和百分比如下:

母系父系混合家庭136户,占74.3%。

母系家庭36户,占19.6%。

父系家庭11户,占6%。

从上面数字看,这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仅从家庭类型看,既不是母系家庭为主,也不是父系家庭为主(只言中心区,即拉伯、托甸、加泽三乡除外),而是母系父系混合家庭占绝对多数。同时,我们看到了永宁纳西族社会中母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以及一个家庭中具有父系母系共生的母系父系混合家庭。

上述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和父系家庭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而母系家庭和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之间的差别却微乎其微。而且三类家庭之间的差别只是非本质的一面,而共同点却不少,最主要的:它们不但是物质再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最小单位,而且是再生产人本身的基本单位。换句话说,三类家庭均为社会中的个体家庭,这从数字上也可以得到说明。根据统计,永宁中心区每户平均为6.43人,其中母系家庭的每户人口平均数约为7至8人,母系父系混合家庭的每户人均数同总平均数差不多,而父系家庭每户平均则低于总户平均人口数。其家庭的个体性由此可见,这是本质的一面。

综上所述,拟得出如下的结论:此类家庭不是母权制下原生形态的母系家庭,而是在封建领主制下的分散劳动的个体家庭。即母系为表,个体性和劳动的分散性为内核。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永宁纳西族中,走访婚和一夫一妻婚并行,而永宁中心区6乡28个自然村的统计,实行走访婚的占成年人总数的73.4%。走访婚亦有两种情况:一是暮来晨去的不很稳定的偶居生活;二是男子不再是暮来晨去,而是或长或短地和女方同居,生产、劳动、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抚养子女。尽管他们不排斥相互离异,也不排除双方另交朋友,但总的来说,这种家庭有很大的稳定性。这里早已实行认子之俗,所以尽管无嫁无娶的走访婚占着主导地位,但毕竟同“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生形态婚姻已经是大相径庭。

其次,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是以为领主繁衍农奴而存在。

永宁纳西族封建社会中,分为三个等级,即司沛——封建领主、责卡——农奴和俄——奴隶。

这些等级从婚姻状况论,司沛是一夫一妻(正室)婚,实际上却是一夫多妻制;在责卡等级中,以长短“走访”婚为主,兼有一夫一妻婚,俄等级中一夫一妻为主,兼有走访婚。

从家庭状况言,司沛等级完全是父系家庭,这一等级是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中占着支配地位。责卡以母系、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为主,然而,决定社会制度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们,因为这些占多数的母系家庭和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主要是作为繁衍、承袭农奴而存在,或者说,这类家庭主要是为了保证封建领主的劳动人手而存在。

第三,母系家庭是领主基层政权的参与者。

永宁土知府下的基层政权,实行伙头制。全区划为两部分加以管理,即内责卡区(中心区)和外责卡区(永宁盆地边缘和金沙江一带)。

就以伙头、管人而言,一般是世袭的,伙头当中,除戛拉村伙头由俄担任外,余皆由责卡任职,而二十四管人中,责卡占1/3,俄占1/8。这样,土官基层政权组织同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很自然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总而言之,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绝非原生形态的母系家庭,而是附着在封建社会的次生的母系家庭。

三、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的原因

永宁纳西族封建社会既非从母系氏族公社脱胎而来,那为什么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呢?

原因之一,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挫折。

贞观年间,吐蕃势力除了向东扩张,直达松、茂、雅、黎、辒诸州边沿外,还向南沿金沙江而下,约在唐代调露年间(679—680),洱海以北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已依附于吐蕃。于是,开始了唐王朝姚州都督同吐蕃神州都督间的争夺战,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在唐王朝的直接扶植下,统一了洱海区域,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用南诏之力来对抗吐蕃南下是唐王朝的本意,不过,一旦南诏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之后,也加入了这场角逐。南诏被唐册封为云南王的同时,它与吐蕃保持友善,也不减少相互间往来的事,这正反映了三者间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的情况。而纳西族地区也成为这场角逐的舞台,当然,主要是在吐蕃的控制之下。

天宝十三年(754年),南诏与唐王朝关系破裂,受制于吐蕃,吐蕃则利用南诏进攻唐王朝。可是到了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唐与南诏关系有了根本转变,南诏对吐蕃则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年正月壬辰,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三月庚辰,南诏异牟寻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众十万口。”[4]第二年,南诏又攻占了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南诏就在这神川都督辖区内,新设铁桥节度,于是由吐蕃统治的纳西族,有了另一个统治者——南诏。

南诏建立铁桥节度之后,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强制性的移民。这次移民中,波及最大的是纳西族。樊绰《云南志·名类》载:“南诏既袭铁桥及昆明等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也就是说,南诏将纳西族万户,约五六万人强徙于滇池地区,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完全被同化了。时至今日,纳西族人口也仅20余万,我们往高估计,那时的纳西人至多不会超过10万人,被南诏迁走了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不能不说是纳西族历史发展中的一次严重挫折。

被南诏强徙的五六万人,笔者认为大都属于永宁、盐源诸地的纳西人,而丽江被迁的数量不会多,这是因为:(1)丽江纳西族的土长一直为南诏效劳,如阳音都谷,在开元中依附南诏,在南诏攻陷辒州的战役中,他充当了先锋,“挟虏唐西泸令郑回有功”;在天宝中,他的儿子都谷剌具在击败唐军中“从征有功”。贞元间,普蒙普旺曾诱吐蕃酋长若干人入南诏,他还是贞元十年南诏偷袭神川都督(下十六城,俘五王,虏十万人)之役的向导[5]。可见,他一直为南诏出力,故未在强徙之列。(2)樊绰《云南志·名类》载:“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则知丽江纳西族土长同南诏王族为婚姻集团,其实,同纳西族上层的这种亲家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开元间,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之前,蒙归义就曾“与越析诏婚娅。”[6]还有白居易《蛮子朝》一诗中有“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限伽”之句[7]。这是描述南诏于贞元十年(794年)遣使入朝,给唐王朝献地图、浪人剑等土产,并献原来吐蕃所授之印八纽及报捷之事,南诏使团中的导使一般都是纳西人,这可佐证南诏王族同丽江纳西土长关系的密切程度了。

基于上述情况,丽江纳西族没有被迁走(即使有也是很少数)。那么,被强制迁入滇池地区的万余户,五六万人,当然也就是永宁、盐源的纳西族了,其结果是这里的纳西族所剩无几。曾有这样的传说,1253年,忽必烈到永宁之前,纳西族某一些家庭住在这个山头上,另一些家庭住在其他山头上,谁的势力大,谁就统治其他家庭。从元朝起,人们腰间带着弓箭下田耕种[8]。这是又经过了4个多世纪的恢复发展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贞元十一年(795年)的某一月某一天,南诏将这里的大多数纳西人迁走了。幸免于难的人,在这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如何生存繁衍并发展下去呢?这是摆在当时留下来的少数纳西人面前的严峻问题。而他们选择了最简单而又易于自存自卫的办法,即将当时还残存于永宁纳西族中的“父名母姓”或“贵妇人,傥母族”的家庭,或者说父系母系混合家庭及对偶婚,也就是摩尔根所说的对偶家庭延续下来的残余复活起来,使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永宁纳西族的家庭、婚姻逆转了。恩格斯说“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9]和“双方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制”[10]是对偶婚的基本特征,而一夫一妻制“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11]如此说来,永宁纳西族中一夫一妻婚没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造成了对偶婚与一夫一妻婚并行,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与父系家庭共存的图景,它首先附着在奴隶社会之上,13世纪以后,又寄生在封建社会之中。

总之,“父名母姓”,或“母名父姓”,或者“贵妇人,傥母族”的母系父系混合家庭的残存,不仅为这种倒退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成为事实。因为这种家庭具有进则父系,退则母系的二重性,进退自如,二者之间并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都是个体家庭。至于退和进,以时以地以事而定。

由于遭到重大挫折,致使家庭、婚姻形态逆转,而处于同步发展中的丽江纳西族先民则没有此遭遇,这就形成了永宁纳西族的个性——父系家庭、母系家庭并存,母系父系同体;对偶婚(走访婚)与一夫一妻婚并行。

原因之二:母系家庭、走访婚是作为维护封建领主统治的有力工具而存在。

1253年,永宁纳西族首领和字迎接了忽必烈的蒙古军,至元年间永宁设为州,其土知州是否为和氏,不得而知,唯其姓受元统治者的重视也是在情理之中。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滇,永宁纳西族首领卜都各吉很快依附之。明承元制,设永宁为州,并任命卜都各吉为土知州。1403年(永乐三年),他的儿子各吉八台继任其职,辖有香罗、革甸、瓦鲁之和剌次四地。在1406年底,各吉八合率板必地、布朗(次郎)、卜吉分、可只苴等四个伙头入京陛见,1406年5月返回,这次入贡得到皇帝赏识,于是将州升为府,各吉八合被命为土知府[12],之后,土官之职一直传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永宁虽设为府,不过地盘比较小,势力不大,所以,往往遭到周围各种势力的压迫。

首先是其他民族对永宁土官的压力。

794年,南诏偷袭吐蕃神川都督地大获全胜之后,藏族没有退回腹地,今日迪庆州、甘孜州依然是其完全控制的聚居地。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两个方面:一是在丽江、剑川、洱源、宁蒗、盐源诸地吐蕃政治势力消退了,代之以南诏的松弛的政治统治。二是原来跟随政治统治而散居于上述诸地的藏族,基本上撤回迪庆、甘孜等地。虽说有上述的变化,但是,早已进入封建农奴社会的藏族势力是很大的,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对纳西族的影响是很深的。而人数很少、力量很小的永宁纳西族,受其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藏族农奴主对其压迫也更强劲。仅以宗教一项的影响而言,永宁纳西族男子的近1/3是喇嘛[13],这在永宁纳西族社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永宁纳西族的东南面、南面就是势力极大的彝族先民,他们在唐宋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了,在公元794年以后,乘藏族北撤,永宁、盐源大量纳西族人口被迁走之机,彝族居民不断进入这一地区,最后成了这些地区的主要居民。这样一来,对永宁纳西族又多了一个压力。众所周知,掠夺是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属性之一,而弱小的永宁纳西族就成为掠夺的目标之一。

永宁纳西族不仅处在藏族农奴主和彝族奴隶主的包围之中,还有来自丽江、盐源纳西族统治者的威胁:(1)丽江土知府木氏的势力很大,至明朝中期,盛极一时,有如云南巡抚李天裕所言:“丽江土府,元明时俱资以蔽蒙蕃,后日渐强盛,于金沙江外侧中甸、里塘、巴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皆其自用兵力所辟。”[14]东部纳西族亦经常遭丽江木氏蚕食,如盐井卫“所属五千户所,与丽江接壤,为所蚕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强无害而已”。又言:“左所土千户,地与永宁、丽江二府为邻,丽江土官木氏每来侵之,土地夷民失其半。”[15](2)永宁土知府屡遭四川盐井卫五千户所的经常骚扰,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底,盐井卫土官剌马非进攻永宁,杀害了土知府卜撤。土知府之职由其兄弟南八继任。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又遭到攻击,其地曾一度被占领,所以,出现了在澜沧城设临时衙门之事。另外,永宁土官与周围同族上层联姻,其兄弟等派去那里任职。由于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他们最后往往就脱离了永宁土官而自据了。据说里塘、木里、前所等地原隶属于永宁,后来由于上述原因而脱离了永宁府。

永宁土官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地盘,不甘心于被来自北面藏族农奴主的压力以及来自东南面、南面彝族奴隶主威胁所压倒,采取了严格的民族内婚制,即限制在纳西族的范围,因为这样可以免于被藏族或彝族所同化,致使失去根基,永宁土官将民族内婚制作为对抗民族同化的手段来使用。

民族内婚制还不足以保障其地盘,因为丽江、盐源诸地的纳西族上层亦在经常威胁着永宁土官的统治,于是通婚的范围进一步限制在永宁纳西族的内部。

实行民族内婚、永宁地区纳西族内婚的结果,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是永宁纳西族人口很少(1956年还不到6000人),女多男少(据1956年忠实村巴奇等6个自然村的统计,18岁以上成年男女共221人,其中女性133人,男性88人;开坪乡开基格瓦等6个村的统计,成年男女共664人,其中女性369人,男性295人),比例不协调,再有就是近男性的1/3去当喇嘛,这样男女比例差距就更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实行一夫一妻婚,只存在父系家庭,那么,永宁纳西族本身的再生产将难以继续下去,封建领主的劳动人手也就无从保证了。

当然,封建领主不会走这条路。何况这里的纳西人于9世纪末开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与父系家庭并存,走访婚与一夫一妻婚并行的道路上又逐步繁衍起来,并度过了400余年的奴隶社会。从13世纪起,封建领主沿袭了它,并使其为己所用,而这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基本上保证了封建领主的劳动人手的再生产。

由上可见,永宁纳西族中的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与父系家庭共存,走访婚与一夫一妻婚并行,是封建领主用来对抗民族同化以及保证其劳动人手再生产的工具。换言之,这就是造成这种特殊的家庭、婚姻制度与封建领主社会同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原因之三: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及走访婚的适应力强。

长短走访婚是同永宁纳西族的民族内婚和地区族内婚所相适应的,它既符合了对抗民族同化的需要,也适应了本民族的繁衍,所以,只进不出[其他民族男子可以同纳西族女子建立“阿肖”(朋友)关系,可以入赘,但纳西族男子却没有这种可能],这样就保证了封建领主劳动人手的再生产,也克服了女多男少的客观限制,同时也还能把占永宁纳西族男性人口1/3的喇嘛包容进去。一句话,走访婚姻,缓解了男女比例失调的矛盾。

走访婚姻不但不妨碍只占全区总户数3.3%的司沛等级父系家庭在政治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地位,而且适合了他们一夫多妻的欲望(当然是变相的,或者说是变了形的)。

走访婚还无形地沟通着永宁纳西族的司沛、责卡和俄三个等级,超越了政治、经济界限,掩盖或冲淡着封建领主剥削奴役者的残酷,从而适应了封建领主的需要。

走访婚姻决定了母系家庭的不稳定性,即经常有可能转化为父系,而父系家庭(除司沛等级家庭外)也随时可能又转化为母系家庭,这主要是为了续嗣。若某个母系家庭为了续嗣,过继了一个男子,或者某个家庭为了续嗣,过继了一个女子,那就互相转化了。再有就是永宁纳西族中比例最大的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不断地变化着,这一代,或连续数代是母系的,而下一代,或连续几代又是父系的,相互间不间断地交替着,所以说母系家庭和父系家庭之间是没有过不去的关卡,进退均自由,这样它的适应性就更强。

母系家庭与走访婚既适应了民族内婚、地区族内婚,又已经附着在封建领主社会上了。当然,这种适应性是建立在母系家庭、母系父系混合家庭作为分散劳动的社会最小的经济生产生活单位的前提之上,如果不是个体家庭的话,情况将与此相去甚远。

原因之四:永宁是个交通十分闭塞的地区。

从永宁到丽江有三条路:一是从永宁到俸可(也就是1253年忽必烈所走之路),沿开基河走,上到大药山顶药瓦布关,下陡坡到戈瓦,入金沙峡谷,渡江至丽江俸可;二是走翠雨谷,过大药山南面关口,渡金沙江在江外(凹)村登岸,这条路较短,但极难走,新中国成立前常有强盗出没,行路很不安全;三是最北的一条路,即从永宁到上俸可,路途艰险亦不少。

永宁向东可入盐源县,向北可入木里藏族自治县,永宁出金沙江里子山谷口,沿江入香格里拉,中间越过无量河(在该河河口),再就是从永宁南入永胜。

通路不少,唯山高路陡,金沙天险,显得非常闭塞,这同永宁封建领主社会的闭关性,婚姻家庭的封闭性,加上周围藏族农奴主、彝族奴隶主的封锁交错在一起,致使永宁地区的纳西族社会700年来几乎处于凝滞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开始受到商品经济的一些冲击,这塘死水才开始泛起微波。

个体性、分散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是母系、母系父系、父系家庭的共同性,永宁地理环境的闭塞性等,都全部凝结在封建领主社会的封闭性之上,再加上周围藏、彝等政治势力的封锁,显得更加封闭了。

余  论

永宁纳西族同藏族、彝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汉族相互交错共居,而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相互影响之外,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也是客观存在。所以比较而言,有些民族的发展就快些,它对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渗透力也相对强些,还有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也是存在的,于是处于有可能被同化的民族,往往会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对抗,以利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永宁纳西族就属于这种情况。

众多民族杂居,社会发展相互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某一民族的发展中,由于一个时期的重大历史挫折,因而使得这种历史痕迹作为阴影不断地出现和作用于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公元795年,南诏对麽些(纳西族)强制性移民,使母系家庭这一即将灭迹的社会现象又清晰地投影在永宁纳西族历史的屏幕之上。

生存,自我发展,往往掉进了封闭的泥沼,致使封闭的社会不得不又将死人重新抬出来,为活人所用,这样使得已经是非常封闭的社会显得更加封闭,永宁纳西族封建领主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典型。

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其发展当然也是不平衡的。据文献记载,丽江和永宁诸地纳西族社会,在3至15世纪的1000多年中,其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然而,从此之后,距离拉开了。其所以如此,除内部地区的释放自身能量等不同之外,与某一地区的民族上层同统治民族中上层的关系好坏直接相关,丽江、永宁两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就有这个因素。

在多民族杂居的条件下,处于落后的民族中,古老的历史陈迹也特别多,如双方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制——对偶家庭、家支制、农村公社、部落……这种种残余,一般说来不再是原生形态,因为它的质已经变了,它要么是寄生在奴隶制之上,要么附着在封建农奴制之上。永宁纳西族封建领主社会中的母系家庭、走访婚是这样,在其他民族中,其他的历史陈迹或残余,一般说来也不例外。

永宁纳西族由于诸多原因,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是今日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之一。为了永宁纳西族的经济腾飞、民族昌盛,毫不动摇地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彻底冲破自然经济的樊篱,改变民族内婚,提高文化素质,树立优生优育观念,发展新型家庭,这是必由之路。

(原载《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注释】

[1]见詹承绪等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

[2]同上书,第298页。另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所言与此说大同小异,请参看该书419-420页。

[3]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05页。

[4]亦见《旧唐书·南诏传》及《唐会要》卷99。

[5]《丽江木氏宦谱》,方国瑜1931年所录副本,已收入《云南史料丛刊》。

[6]樊绰《云南志·六诏》。

[7]《全唐诗》卷426。

[8]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第五篇《永宁区域:它的历史和地理》,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节译本。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页。

[10]同上书,第23页。

[11]同上书,第57页。

[12]《永北直隶厅志》及土官《阿恒芳家谱》。

[13]见詹承绪等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14]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1“康熙十年”。

[15]《蜀中广记·盐井卫》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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