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郡的建立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19-07-05  栏目:百科知识  

永昌郡的建立_两汉民族关系史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在南中的主要问题是稳定局势,首先是镇压民族反抗。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九月,“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39]事情是这样的:“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榆、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迫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40]连然、建伶、滇池数县民反,杀长吏,太守繁胜战败退入朱提。而刘尚于建武十九年渡泸水入益州郡,此数县反抗者闻大军至而自散,滇池区域战争就此了结。而刘尚军是路经越辒的,“(建武)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辒。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酝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41]。即刘尚先处置邛都后,渡金沙江入益州郡,滇池区域不战而胜,于是在建武二十年进兵洱海,对付栋蚕(按:方国瑜谓,栋蚕即王莽时起兵的豆蚕)。这次战争蔓延到不韦县,这是汉王朝势力进一步伸向澜沧江以西的标志。对于这次战争,方国瑜在《云南民族史讲义》中说:“是汉兵渡澜沧江的第一次,当初汉朝势力发展到不韦县,只是在政治上占据了哀牢的一部分地区。经过这一次剧烈战争,给哀牢很大的震动,想来汉兵为堵截栋蚕,与哀牢有所接触,也可能以战胜余威胁迫哀牢,此后汉朝的疆土发展到潞江以西了。”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直接地或间接导致了永昌郡的设置。

建立永昌郡的经过是这样的。“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箪船南下江汉(按:王先谦《集解》曰:“沈钦韩曰:‘江汉字误,当为澜沧。’”),击附塞夷鹿罼,鹿罼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箪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罼,鹿罼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罼,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辒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42]《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哀牢王扈栗“即遣使诣越辒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其渠帅皆曰王”。《后汉书·光武纪》亦言“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指的就是这事。武帝时,设辒唐、不韦二县,属益州郡,中央王朝以此为据点,不断招徕笼络这一地区是意中事,贤栗遣使诣越辒太守,也证明了越辒郡亦负有联系之责。又如上所说,建武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战争已波及这一地区,洱海地区土著首领栋蚕被刘尚杀于辒唐,又加上汉军兵威,必然引起对哀牢的震动,另一方面,哀牢社会有了新发展,部落间的联盟已经确立,贤栗之下尚有六王,这是明证,同时与周围部落(同族属或不同族属的)的冲突增加,贤栗攻鹿罼就是其中一例。贤栗在攻鹿罼中,遭到暴风雨、洪水的袭击,加上鹿罼的力战而败北,对此当然不宜以前引文中之灵异来解释。再则“中国其有圣帝乎”,乃为书家封建正统观的产物,却为“奉正朔”的反映。不过,总的说来,在武帝时,没能设郡的地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之后,设郡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地为西部属国,所指为何郡的属国?是何年所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说:“永平十年(公元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辒唐(保山),镇哀牢人、榆蛮。”则哀牢贤栗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内属,封了君长后,经营十五六年,置益州西部都尉。过了两年,废都尉而设郡。《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东观汉纪·明帝纪》也说:“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率众慕化,地旷远,置永昌郡。”而《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载之为详:“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按:即柳貌,形近)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按:李京《云南志略》言“永平元年张翕置永昌郡”,误。)

设永昌郡,为当时政治上一件大事,统治者视为盛事,班固《东都赋》描述接受哀牢朝贡而举行盛大宴会的情景:“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手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管弦烨煜,抗五声,德广所及,豭侏兜离,罔不县集,万伦乐,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誰,调元气,然后撞罢,百寮遂退。”正是“俾建永昌,同编亿兆”。(www.benninghoven.com.cn)新开的郡,尤其是边郡,开始时,总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一个郡的建立,是由各个方面的一定条件促成的,所以也就不会很快破裂,这自不待言,而首任太守,往往是有所作为的,永昌郡的情况也是如此。“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薭,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43]《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广汉郑纯独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表荐无数。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叹赏。明帝嘉之,因以为永昌郡,拜纯太守。”为人为政清廉是基础,而采用适宜当时当地情况的办法,如“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是搞好民族关系稳定局面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何况当时这一地区是比较稳定的,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44]。可见民族间有着正常的往来,关系是比较好的。

在南中,除新开永昌郡外,加上原益州、越辒、柯共四郡,以及犍为属国都尉,东汉王朝不仅有效地统治着,而且比之西汉扩大了,深入了。如顺帝末,种詗“出为益州刺史。詗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木、唐、邛、诸国,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詗至,乃复举种向化。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詗纠发逮捕,驰传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衔怒于詗”[45]。又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益州刺史种詗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遗梁冀,事发觉,以蛇输司农。冀从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始为恨”[46]。这事说明,建制之初,视事人往往廉洁自持,故得民心,该地的局势也就稳定。

然而到了一定程度,也就必然引起暴力举动,这是由于存在中央与地方、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矛盾所决定的。用人得当,中原稳定,政策合适,便不至于使矛盾激化,或者推迟或少发生此类事件,然而消除是不可能的,哀牢情况亦如此。建初元年(公元76年)“九月,永昌哀牢夷叛”。二年三月,“永昌、越辒、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夷,破平之”[47]。又《后汉书·天文志》也说: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反,攻辒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榆”。这次战争的大致情况是“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辒唐(按:辒字上原有越字,唐字下原有城字,从刘窸校删),太守王寻奔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辒、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今云南巍山)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48]。哀牢县令苛削于哀牢民,侵害哀牢王权益,而哀牢王类牢与县令忿争,乃至发动了暴力反抗。中央统治者调发三郡兵,其中也有土兵,另有与哀牢相邻的邪龙昆明部落首领为其所用,即这次镇压中,免不了使用“以夷攻夷”的惯用伎俩。

哀牢王类牢被杀后,王朝在此地区的统治又巩固下来,到此,自武帝起一再企图打通的蜀身毒道完成了,而永昌郡成为与东南亚交通的要地,当时就有永昌徼外的敦忍乙(按:方国瑜曰缅族都卢部落)和掸国王雍由调遣使团入贡,这是设永昌郡并向外广泛联系的结果。

永昌郡成立前后,洱海区域的地位突显出来了,这是因为洱海成了益州、越辒、永昌三郡交往的要冲,也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

洱海区域武帝时设县,有的属益州郡,有的属越辒郡,如姑复县就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益州郡的反抗波及它,越辒郡的反抗也涉及它,开设永昌郡前后,影响就更大,如建初间,哀牢王率兵进至博南(今永平)攻邪龙,昆明夷卤承助汉镇压哀牢王的反抗就非常明显。永平元年(公元58年)八月,“越辒姑复反,州郡讨之”[49],又《后汉书·天文志》载:“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楼西南行,……是时,益州发兵击姑复蛮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也就是说,自此以后,这一地区开始多事。

随着历史的推移,益州、越辒、永昌三郡的这一结合部的地位,逐渐显示出来,到了东汉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发生了以这一接合部为中心的三郡联合抗汉的战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十二月,越辒夷寇遂久,杀县令”。“五年春正月,越辒夷叛。……七月,越辒蛮夷及旄牛豪叛,杀长吏。”六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与越辒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50]。《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辒诸夷封离等反,众十余万,多所残破。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蜀郡杨竦将兵讨之。竦先以诏书告喻,告喻不从,方略涤讨,凡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十余万,降赦夷三十六种。举劾奸贪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诸郡皆平。竦以伤死,故功不录,自是后少宁五十余年。”《后汉书·西南夷传·邛都》述之详:

(安帝元初)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骨骸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榆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求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

这次反抗战争,首先发难于遂久(今云南永胜),迅速遍及洱海区域,涉及益州、越辒、永昌三郡二十余县,众达十余万人,无论从地区或从人数看,规模都是空前的。

引起这次反抗的原因是“赋敛烦数”,以及长吏的“奸猾侵犯”,因此反抗者攻击的首要目标是杀长吏,焚烧封建统治据点的邑郭,还有一层,就是民族歧视压迫也激怒了少数民族,于是在反抗战争中,对平时倚仗封建统治者而歧视甚至对当地少数民族有损害行为的汉民,也采取了报复行动,“剽掠百姓”就是。

反抗为何失败了呢?从统治者方面来看,杨竦先行招谕,继则集中力量打击这次反抗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封离军,封离战败,杨竦反过来用其折服其他力量,即所谓“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而降,于是“其余三十六种皆求降附”。一句话就是封离被收买,其实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在镇压民族反抗战争中的惯伎之一。

封离等之所以很快受招降,可能还有杨竦曾答应惩办那些“奸猾侵犯蛮夷”的长吏,事后也确有“举劾奸贪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的事,从这事作如此推测是可以的。

至于“自后少宁五十余年”云云,一是举劾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吏,成为继任者之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心,使民族关系紧张的局面松弛下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次战争后,这些地区元气大伤,“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这一浩劫是一大灾难,从这次浩劫中恢复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在犍为属国都尉辖区也发生了反抗事件。“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春正月……戊寅,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51]。其实,这一地区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是犍为郡的附属,《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至建安二十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随着整个“西南夷”的发展,这一地区也发生着变化,即逐步形成一个局部范围内的整体,延熹年间的民族反抗战争就是具体表现。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六月,“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周破之”[52]。又《后汉书·西南夷传·都》说:“(延熹)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

另外,西南夷中的都夷,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沈黎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入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今四川汉源)管蛮夷,一居青衣(今四川雅安)管汉人。

东汉明帝永平中(公元58—75年),汶山(今四川汶川)的白狼、木、唐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为臣仆”。益州刺史朱辅上书云:“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53]明帝非常赞赏,于是事下史官,录其歌。

远夷乐德歌

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

远夷慕德歌

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适时,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远夷怀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硗确。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狭。高山岐峻,缘崖銵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54]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旄牛(今四川汉源)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十七万口来归。“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紈,举士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55]。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春,旄牛夷攻零关,杀长吏,为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所败,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