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的基本条件

时间:2019-07-05  栏目:百科知识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的基本条件_两汉民族关系史

两汉时期,地区间、民族间经济交流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着。“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之漆丝,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35]。这指内地而言,至于边地“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親驼,衔尾入塞,砛马,尽为我畜,騁狐貉,采旃文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36]。“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貊之物以眩中国,徙邛、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37]这是贤良文学所反对的,但从他们的口里知道当时经济联系的范围更大,乃至“徙邛、货致之东海”,于是财富以惊人的速度积聚起来,造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各地之间以及边地与内地之间联系性的不断增长,首先是由商业贸易这一渠道来实现的。西北的交通孔道,从洛阳或长安出发,经河西四郡至玉门关,分二路,又于疏勒会合。南方以番禺为基点,由徐闻、合浦入海,通南洋各岛。东北以邯郸为中心,与乌丸、鲜卑、夫余、朝鲜、真番等各地各族频繁往来。西南以成都为中心,一经贵州入番禺;一由宜宾入滇,经昆明、大理、永昌,即由石门道入中南半岛各国;一过大渡河,经西昌,渡金沙江,经大姚、姚安,在云南县与石门道合。

就是这道桥梁,把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是以“使团”往还、进贡、赏赐的形式,或在边地设“关市”互相“合市”的形式,或以内地与边地民间的密切往来等形式进行。

封建地主经济的另一面,即自给自足也在起作用,即在这道桥梁上不断设置了障碍,如“抑末”,限制乃至禁止与边地民族的贸易,但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而“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马、僮、髦牛”。总之,“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指鲜卑)有”,亦源源不断流入“外粤”[38]。(www.benninghoven.com.cn)由于相互间交往日密,不断冲击着各地间的闭塞状态,即原来那种“胡人见麻不知其可以为布,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39]的情况,以及“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40]的情景,都已成为过去。

随着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集权,《盐铁论·地广篇》载:“文学曰:‘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称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途,巴、蜀弊于邛,;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疲于瓯、骆;……开俭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于外国;……’”汉武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文学是反对的,但从他们叙述中也正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加强封建集权这一当时的主要历史进程。在《盐铁论·备胡篇》亦载:“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岭;氐、、冉、、辒、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陲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中外震惧,释备,而何寡也?’”

在封建地主专制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边地少数民族的处境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如《盐铁论·散不足》载:“贤良曰:‘古者亲近而疏远,贵所同而贱非类。不赏无功,不养无用。今蛮貊无功,县官居肆,广屋大第,坐廪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赡,蛮夷或厌酒肉,黎民泮汗力作,蛮夷交颈肆居。’”以上情况为贤良所看不顺眼,但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密切了,加速了民族间的接近。

为何会出现上述的情形?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是关键所在。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暴力机关,汉承秦制,在地主经济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巩固完善并强化了这个暴力机关,到汉武帝时达到了中国封建集权的第一个高峰。边地少数民族区建立郡县,即边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绝非偶然。

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之建立、巩固并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封建地主经济。

众所周知,我国自春秋末,地主经济就发生了。战国时,地主经济普遍发展,而秦汉则完全确立了地主经济的统治。封建地主经济的核心,包有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两个方面。

土地的买卖、兼并,导致地主阶级贪欲的无限膨胀,而兼并土地却不受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正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无限制的要求,以及力图在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土地的买卖、兼并也给个体农民带来一线希望,在通常情况下往往能保持其生产兴趣。因此,封建地主经济中既有地主所有制,也有小农所有制,既容纳中央集权,也容纳了分裂割据的一面(包含地方民族政权)。

土地的买卖、兼并,致使阶级矛盾斗争大起,也就是说土地兼并的剧烈,小农接二连三的破产,农民和地主间矛盾激化的状况,往往表现为农民与专制政权之间尖锐对立,于是爆发了大规模、持续较长的农民起义,其结果往往是原专制政权(旧王朝)的覆灭,新专制政权(新王朝)的建立,而起义农民中幸存下来的,以各种方式重新获得一份或多或少的土地,从此又安然地经营着旧业,于是矛盾又大大地缓和了下来。由此看来,在封建制度下,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乃是封建社会的自动调节器,既使社会矛盾斗争一张一弛,也给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本身获得更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的世袭和僵化(像西欧那样)。于是中国封建地主社会获得了缓慢的前进,正如范文澜所说的螺旋式上升。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还包括多民族这样一个内容,所以存在中原与边疆、中央集权与地方民族政权、汉族与少数民族、民族压迫、民族战争等众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地方分裂割据民族政权的关系,这一关系时紧时松,是由或大或小的国内民族战争来调节的。要么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么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容纳了地方民族的割据政权,一句话,地主经济在国内阶级关系上的调节作用,同样作用于国内的民族关系。

总之,地主经济的两个方面,乃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不断变更、不断分裂、不断重建的关键所在,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赖以存在的决定性的根本条件。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那就是精神条件。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与“四夷”的关系问题上,在思想领域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是“华夷大防”,如所谓“春秋大义”,“内诸夏而外夷狄”[41]。为什么呢?因为歧视“四夷”,如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2]以及“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43],等等。这样必然划上一条民族界线,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4]。乃至“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45],等等,于是,“华夷”之间横起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华夷大防”。这从经济上看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所致,从政治上看,是分裂割据、互相争雄的反映。这种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在出现分裂割据状态,尤其是在王朝处于腐朽软弱无力的时候,这种思想往往占了上风。

然而自春秋始,特别是在战国以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乃至占了统治地位,以及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加强,在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民族的关系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思想。即“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46]。将“华夏”与“四夷”、中原与边境,看作一个整体,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情况的,这往往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尤其在处于较强盛时或刚建立新王朝时)制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主导思想。

以上是从内地而言,从汉族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当然也是占主导的方面。以边地少数民族而论,亦当有一定的条件,个体生产和部落联盟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辒、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大〕(按:方国瑜校谓“当脱一大字”,甚是)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辒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从社会组织来看,某某“最大”为一类,而所谓“最大”者,当指的是部落联盟组织,亦即原始社会末期的原始军事民主制,是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明显标志。这一点还可以由这样的事实得到说明,即“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又以“毋〔大〕君长”为一类,从西南讲,主要就是辒、昆明,所谓“毋〔大〕君长”,指的是处于分散部落状态,尚未出现近亲部落间的联盟,还是原始社会。从经济生产来看,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耕田,有邑聚”,即以农业生产为主,完全定居。二是“或土著,或移徙”,即半农半牧,尚未完全定居。这两种类型,均以个体家庭为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私有制当已产生乃至不断发展。三是“随畜迁徙,毋常处”,即尚未定居,个体私有经济尚未出现。

在汉武帝时,已在有部落联盟的地区设置了郡。以邛都为越辒郡,都为沈黎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夜郎为柯郡,滇为益州郡,而“毋〔大〕君长”的辒、昆明地区,不但没能设郡,而且通使都为之所拒。“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辒、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47]最终仅得设数县隶于益州郡。

总之,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讲,私有经济、部落联盟是建立边郡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注释】

[1]桓宽:《盐铁论·本议》。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汉书·赵充国传》。

[4]《汉书·西域传》。

[5]《汉书·高帝纪》。

[6]《汉书·闽粤王传》。

[7]《汉书·西南夷传》。

[8]《汉书·昭帝纪》。

[9]《汉书·功臣表》。

[10]《汉书·周亚夫传》。

[11]《汉书·宣帝纪》。

[12]《华阳国志·南中志》。

[13]《华阳国志·大同志》。

[14]《华阳国志·南中志》。

[15]《史记·西南夷列传》。

[16]《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

[17]《太平御览》卷791引。

[18]《华阳国志·南中志》。

[19]《后汉书·西南夷传》。

[20]《太平御览》卷796引《永昌郡传》。

[21]《后汉书·西南夷传》。

[22]《华阳国志·南中志》。

[23]同上。

[24]《太平御览》卷791、卷369引。

[25]《后汉书·西南夷传》。

[26]《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

[27]《汉书·西南夷传》。

[28]同上。

[29]《汉书·食货志》。

[30]《汉书·西南夷传》。

[31]《汉书·晁错传》。

[32]同上。

[33]《华阳国志·南中志》。

[34]《史记·平准书》,亦见《汉书·食货志》。

[35]桓宽:《盐铁论·本议》。

[36]《盐铁论·力耕》。

[37]《盐铁论·通有》。

[38]《史记·西南夷传》,《后汉书·鲜卑传》,《汉书·两粤传》。

[39]《淮南子·齐俗训》,亦见《太平御览》卷708。

[40]《颜氏家训·归心》,亦见《太平御览》卷825。

[41]《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42]《论语·八佾》。

[43]《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44]《左传·成公四年》。

[45]《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46]《盐铁论·诛秦》。

[47]《史记·大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