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基层慈善事业转型

时间:2020-03-21  栏目:百科知识  

浦东基层慈善事业转型_边缘化郊区到现代化城区—以浦东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为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浦东慈善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浦东慈善事业从官办的慈善机构向民间慈善机构转变。过去,红十字会等组织具有官办色彩,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提出政社分开,慈善组织逐步同政府脱钩。浦东慈善力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浦东个人捐赠数量增加,二是慈善组织数量增长,三是慈善救济范围和数量大幅增长。

同时,我们也看到,企业的慈善行为和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在增强。企业组织或者是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是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营利性组织的管理也要讲求社会责任,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也就是营利性组织主要是追求物质利益目标,但也要兼顾社会利益和社会性目标。”[64]

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基层社会慈善事业也逐步完善,但是当前的总体情况并不非常乐观。我国慈善事业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普通公民的慈善观念淡漠,个人捐赠尤其是富人捐赠数目过小,个人捐赠尚不能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及个人的捐赠过程中,行政化是捐赠的主体动员机制的共同特征,各级民政部门和官办基金会接收了大部分慈善基金。[65]总体来看,我国普通民众对于慈善观念非常不够,大部分民众的慈善捐款是单位要求或单位组织才会有慈善捐款举措。同西方国家公民的慈善捐赠中的富人大量捐赠不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富人的财富积聚来之不易,难以形成类似国外的慈善捐赠形势。因而,在一些举办的慈善捐赠晚会上,部分企业家允诺的捐赠最终也不能兑现。二是捐赠行为混乱,捐赠款项、物资缺乏监管,使慈善事业公信力不高。中国公益组织的总体治理状况并不理想,内部治理、行业自律和外部治理均不可忽视。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问题非常突出:一些组织的工作缺乏透明度,会计制度缺乏严密性,行事不规范,管理人员工资奖金过高,贪污腐败,管理性支出不断上涨而服务性支出不断压缩,资金滥用等问题时有发生。大多数公益组织内部没有实行民主治理和问责制,对外则更多地向捐款方负责。很多公益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很差,并且部分公益组织受经济利益驱使,将营利作为首要目标,与营利性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一些公益组织还成为个人沽名钓誉的场所,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甚至政府的阶梯。他们在作决策时可能既不征求受惠人(受益者)的意见,也不对社会大众负责。[66]事实证明,公益组织的善治或良治已迫在眉睫。在一个声誉极为敏感的领域,这种状况不改变极为危险。中国的公益组织如不主动承担责任,可能不会被别人毁掉,而是毁于自己的不检点。[67]三是慈善组织虽数目众多,但作用有限且大多缺乏独立性。“当前我国的慈善事业深度嵌入‘权力—利益’结构。”[68]这说明我国慈善组织的独立性不够。这种独立性不够就会产生慈善行为中的混乱现象,造成慈善制度难以透明执行,造成腐败,从而影响整个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在慈善事业现代化过程中,2011年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表现尤为突出。2011年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呈现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三大潮流,推进慈善组织规范化治理,应对了慈善组织的乱象。当然,由于我国慈善事业基础还较低,转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2013年,中国慈善事业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这三股潮流又与互联网思维、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公民运动交织在一起。这使得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呈现出颠覆性的特征: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秩序和结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多元的自组织的秩序和方向。[69]

总结这些颠覆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公益慈善的主导思维方面,理性公益和专业公益颠覆了以前强调感性公益和好人好事的传统,成为公益慈善的新的主流。二是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对公益人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这种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正跨越边界,对企业和公益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的公益慈善思维或者集中在社区的服务对象,或者集中在基金会等几个重要捐款资助方上,但是互联网思维则强调基于用户原则,强调应该顾及千万普通“屌丝”用户,强调他们的参与体验的原则,这就突破了少数人的局限。互联网思维也强调社会化思维,以网络为核心的利益将相关方连接在一起,网络、枢纽、去中心化、平台、众包、众筹、公益APP等方式在一年内席卷了所有公益年轻人。同时互联网思维也要求产品简约、极致,让用户体验超过期待,这对提升公益慈善届的公信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思维不仅仅颠覆了公益慈善届的传统思维方式,而且在互联网背景下,公益慈善开始不再局限于第三部门,而是出现了公益届和商界、媒介等多方合作。三是跨界颠覆了公益慈善届原有的泾渭分明的部门界限,使得在市场和政府跨入公益慈善的同时,公益慈善的理念也开始跨入政府和企业领域。四是颠覆了社会动员方式,这成为公益转型的重要标志。以往的公益强调默默无闻的奉献,然后被媒体发现而报道,互联网背景下的自媒体兴起,使得公益更多地表现为社会运动的方式,志愿者被广泛动员参与改变公益政策。这使得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迅速从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70]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2页。

[2]《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页。

[3]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4]Silber Ilana F.,“The Gift-relationship in An Era of‘Loose’Solidarities.”In Eliezer Ben Rafael&Yitzhak Sternberg(eds.),Identity,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Leiden:Brill,2002,p.393.

[5]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6]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7]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8]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9]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0]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1]《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3页。

[12]《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

[13]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目“社会治理及其中国化”中的概念解释。

[14]Ian Gough.“Social Assistance in Southern Europe”,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No.1,Vol.1,1996.

[15]OECD.The Battle against Exclusion.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p.3.

[16]R.L.Barker.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4th ed.).Washington D.C.:NASW Press,1999,p.447.

[17]钟玉英:《当代国外社会救助改革及其借鉴》,《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2期。

[18]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页。

[19]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20]钱晓慧等:《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多元治理格局:转型期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21]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3页。

[22]关信平:《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7期。

[23]关信平:《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7期。

[24]张莉:《英法德美四国社会性弱势群体救助安排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5]乐章:《社会救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26]郑秉文:《国外低保的前车之鉴》,《金融博览》2006年第10期。

[27]钟玉英:《当代国外社会救助改革及其借鉴》,《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2期。

[28]郭林、张巍:《积极救助述评:20世纪以来社会救助的理论内核与政策实践》,《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29]徐道稳:《论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0]钱晓慧等:《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多元治理格局:转型期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8页。

[3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32]关信平:《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7期。(www.benninghoven.com.cn)

[33]钱晓慧等:《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多元治理格局:转型期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4]陈芷汀:《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8期。

[35]钟玉英:《当代国外社会救助改革及其借鉴》,《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2期。

[36]关信平:《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7期。

[37]洪大用:《完善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和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

[38]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会上》,《人民日报》2015年3月17日。

[39]罗小兰:《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与就业积极性:上海的经验分享》,《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0]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调整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沪民救〔2015〕12号),载上海民政网http://www.shmzj.gov.cn,2015年4月3日。

[41]张长起:《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月8日在浦东新区周浦镇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载浦东周浦网hppt://www.zhoupu.gov.cn,2015年3月9日。

[42]《高东概况》,载浦东高东网http://www.gaodong.gov.cn,2015年4月1日。

[43]郑雄飞:《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44]《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4页。

[45]Robert L.Payton&Michael P.Moody.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Its Meaning and Miss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p.27.

[46]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47]郑雄飞:《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48][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法指南》,NPO信息咨询中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9]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1页。

[50]王名:《社会组织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51]David F.Freeman.The Handbook on Private Foundations.Washington:Seven Locks Press,1981,p.2.

[52]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编:《基金会指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53]杨团:《关于基金会研究的初步解析》,《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54]杨团:《关于基金会研究的初步解析》,《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55]《中国基金会数量超过4200家,捐赠收入约380亿》,载东方财富网http://finance.eastmoney.com,2015年1月14日。

[56]郑雄飞:《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57]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58]杨团:《导论: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复兴》,载杨团、葛道顺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9]郭戈英、郑钰凡:《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运行基础——观念、政策、组织》,《岭南学刊》2013年第1期。

[60]杨团:《导论: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复兴》,载杨团、葛道顺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61]刘杰、袁泉:《转型期我国慈善事业法治的困境及路径选择》,《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62]朱健刚:《2013公益转型年: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63]洋泾“891公益坊”资料由洋泾街道民主科科长陈晓琳提供。

[64]彭小兵主编:《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5]高鉴国等:《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66]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67]康晓光、冯利主编:《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68]刘杰、袁泉:《转型期我国慈善事业法治的困境及路径选择》,《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69]朱健刚:《2013公益转型年: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70]朱健刚:《2013公益转型年: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