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出马_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

时间:2020-03-17  栏目:百科知识  

中正出马_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

三 中正出马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李宗仁、阎锡山曾先后两次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前往台湾拜谒蒋介石,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和美钞,以稳定金融,但毫无结果。尽管美国已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援蒋,但蒋介石仍对美援寄予希望,派专使甘介侯于5月19日赴美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呼吁,结果亦是毫无所获。7月3日,行政院公布改革币制令,决定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圆券”。但这一措施仍无法挽救经济崩溃的局面。

其实,早在6月16日,李宗仁、阎锡山曾联名致电蒋介石,请蒋介石来穗主持大局。6月18日,蒋复电李宗仁、阎锡山:“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扶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于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出人意料的是,7月14日,身居幕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广州。上午10时22分,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南飞抵广州,随行的有沈焕昌、黄少谷等人。这是蒋介石自1936年两广事变后第一次到广州。他一身黄色薄绒军装便服,头戴黄色通帽,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拿一黄木手杖。蒋介石这次来穗十分神秘低调,各方事先都没接到通知,到天河机场接机的只有蒋经国和空军副司令王叔明二人。蒋介石上了一辆16-0218号汽车直奔梅花村行馆(即陈济棠公馆)。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指导中央党部加强工作,并成立非常委员会”,与李宗仁、阎锡山会商反共救国大计[17]。连续几天,蒋介石频频在广州召集会议。14日下午蒋介石到中华北路访晤李宗仁,又到东山公馆会见阎锡山。15日,蒋介石在达道路9号欧阳驹公馆设茶会招待李宗仁、阎锡山等,就保卫华南工作和非常委员会组织的内容及人选问题进行密谈[18]。会上,蒋介石想到1925年在广州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曾风光一时,便说要以“北伐精神”来保卫广州,保卫大广东。当看到满座中央委员个个脸色凝重时,蒋大声说道:“一般人以为目前局势非常严重及悲观,其实本人看来并不悲观,并不严重。我本人必协助政府保卫广州,一切复兴工作要从广州做起。”

7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其实不过是提出了几点空洞的设想而已。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穗召开,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正式成立。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成、朱家骅、陈立夫等为委员。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阎锡山的“扭转时局方案”,并决定设立东南及西南两分会[19]。会议确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系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非常委员会之决议,须透过从政党员依法程序请政府采择实施”[20],方为有效。之后的几天蒋介石一直住在黄埔岛上,李宗仁、阎锡山等不时来晋见,一时还传出蒋介石要留穗主持决策[21]

除了非常委员会,此时的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重大构想——发动亚洲反共同盟。来广州前,他曾经到菲律宾访问,与季里诺总统有一个联合宣言。美国知道此事后,于7月19日派美国广州领事克拉克与蒋介石见面,克拉克问蒋到菲律宾的真正意图,蒋介石说:美国已经不愿领导远东,我等只有自结盟耳。两天后,即21日早晨,蒋介石邀李宗仁到梅花村话别,8时30分在黄埔坐“华联”舰离开广州至厦门,最后他仍不忘给众人打气:“目前挫折是我们最后成功的开始。”[22]

为了与非常委员会的机构相适应,蒋介石决定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内分党务、政治、经济、国防等组,其性质属于“总裁之私人秘书机构”。8月1日,总裁办公室正式在台北办公。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在台湾成立。在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前提条件下,非常委员会及总裁办公室成为超越总统职权、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非常”机构。这些意味着蒋介石再次走向台前,妄图为保卫华南作最后一搏。

国民党政府的南迁,使广州成为国民党战时“国都”及政治统治中心,广东也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基地。为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广州政权当局也作了相应的人事调整,主粤16个月的宋子文跟随蒋介石“引退”而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粤籍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广州为首都的中国割据政权,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余汉谋和薛岳走马上任后,立即向代总统李宗仁荐举粤系夙将张发奎担任陆军总司令一职。2月9日,行政院任命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职务。张发奎回到广州后,与余汉谋、薛岳共同提出“团结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合作”等口号,号召所有粤系的元老、名流、宿将回粤效力。2月23日,行政院任命粤系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与此同时,抗战时期曾任广东省主席的李汉魂也从海外回来,吴奇伟、莫雄等粤系实力人物也纷纷回穗。一时间,广州冠盖云集,坐落在珠江路58号的张发奎公馆,车水马龙,成为广州最活跃的政治沙龙[23]

粤系地方实力派标榜“广东人大团结”,其实质是企图创立一个以余汉谋、薛岳、张发奎等多头统治的“粤人主粤”的格局局面。利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之机,把分散全国的粤系军力、人力、财力集聚广东,形成合力,以此做政治筹码,向蒋介石、李宗仁讨价还价;或以此与中共方面周旋,最终达到控制广东,负隅两广的目的[24]。(www.benninghoven.com.cn)

余汉谋和薛岳就职后,立即按照“粤人主粤”的架构,重组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和广东省政府。广州绥靖公署原有副主任4名,即黄镇球、缪培南、邓龙光和张达4人,2月18日,余汉谋请报国防部批准,再增加陈策、吴奇伟、徐景唐、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月,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员有薛岳、王光海、区芳埔(免职后由毛松平继任)、张建、谢文龙(免职后由余华沐继任)、李杨敬、香翰屏、黄范一、韩汉英、吴逸志、陆匡文、肖次尹、黄晃等13人,叶肇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等。

img194

1949年的蒋介石(左二为蒋介石,右一为孙科)

为实现“粤人主粤”的目标,当政仅8个月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以“整顿治安”为重心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力图维持其在广东的最后统治。具体包括:一是颁布五大施政纲领,加强对广东任命的控制。薛岳把原来在湖南的施政纲领原封不动搬到广东来实施,这份纲领分为五部分,即“卫民之政”、“管民之政”、“养民之政”、“教民之政”及“用民之政”[25]。二是精简省政,裁员增税,维持多头统治的政治格局。以精简省政为名,行人事分赃之实。三是大力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维护“治安”。

然而,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难以逆转其行将就木的命运。在国民党统治广东的最后阶段,广东并未成为“广东人希望的广东”,反而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各地的工人及大中小学教员,多次因工薪无着、衣着无靠而罢工、罢教。广东许多地方的农民只能靠种罂粟制鸦片维持生计。当时从广州市区步出市郊15华里,不论东、西、南、北方向,到处可见罂粟花[26]

这一切都表明,国民党在广东和广州已经达到了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境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